民國「情書門」，牽涉其中的三大名人究竟是誰

民國「情書門」，牽涉其中的三大名人究竟是誰

文/張秀陽

民國大作家郁達夫與王映霞的離異，導火線是郁達夫認為王映霞與時任浙江省教育廳長許紹棣之間有了「紅杏出牆」的事實。有一次，兩人經過一番爭吵後，王映霞匆忙離家出走，郁達夫一怒之下，竟在《大公報》刊登「尋人啟事」。此事鬧得滿城風雨，從那時開始，兩人關係愈鬧愈僵。

對於同一件事情，特別是婚姻家庭關係之事，站在不同立場上的雙方各有說辭，本也是正常現象。具體到王映霞究竟有沒有過「紅杏出牆」，如今，隨着新史料的陸續被披露，要想正本清源，說出個明白來，並非什麼難事了。

我們先看郁達夫留下的文字。郁達夫關於王映霞的「紅杏出牆」情事，主要見於他著名的《毀家詩紀》。此一組詩包括詩19首、詞一首，此外就是他的原注。

郁達夫的性格中，的確帶有頹廢文人的氣質，其處世為人，也時有歇斯底里的傾向。這一點，在他處理與王映霞的婚姻關係中表露無遺。在郁達夫的作品中，其《毀家詩紀》一度萬人爭誦，主要原因是郁達夫在這些詩作中毫不保留地暴露了自己的私隱與「家醜」，包括他對王映霞「紅杏出牆」的懷恨之意，而但終於，《毀家詩紀》面世，更加深了王映霞的離意，兩人的婚姻至此已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

王映霞對於這段引發「毀家之變」的前因後果，以及她的自我辨解，主要見於她寫的《王映霞自傳》。

按照王映霞的說法，郁達夫和她的感情危機源於她在1938年二三月間，她為許紹棣介紹女朋友一事。郁達夫的朋友叫李立民的，在郁達夫全家搬去武漢時，托郁達夫把她的女兒李家應帶去漢口。李家應是中央大學西畫系畢業的，她有一個好朋友，叫孫多慈。李央求王映霞給孫多慈介紹一個男友。其實，當時，孫多慈正和老師徐悲鴻談戀愛。王映霞在「自傳」中回憶說，她當時想到了許紹棣，到武漢後，就給許紹棣寫了信，去他是否同意做男女朋友，後來許紹棣回了信，說可以做做朋友。王映霞就把許我回信放到了台子上。「郁達夫酒醉了之後，便將這一封信去照相館印了出來。後來就就算作是許紹棣給我的『情書』。」

孫多慈後來嫁給了許紹棣，而她早先戀愛的徐悲鴻先生的妻子蔣碧薇，又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張道藩出走。後來有論者評論此事說，廳長和部長各自在情場上戰勝了作家和畫家。1941年郁徐在新家坡相逢，郁為徐做題畫詩，有「各記興亡家國恨」之語。讓人不勝感慨（孫百剛《郁達夫外傳》）這些都是後話了。

王映霞有「荸薺白」的雅號，是形容她的美麗。王映霞在20歲那年與郁達夫結婚。郁達夫比她大了12歲，一開始就埋下了矛盾的根子。婚後王映霞確實發揮了妻子的柔情，除了竭盡所能與郁達夫共同建立一個愛的窩巢之外，並有目的地每天準備了雞汁、甲魚，黃芪燉老鴨，想盡了辦法要把丈夫的肺癆病體加以補養。郁達夫也以「日記九種」的形式把他對王映霞的愛登在報刊上，使人們都知道他有一位賢淑、聰明、美麗的好妻子。這時他們的第一個兒子出生了，夫妻倆更加恩愛有加，過了5年甜蜜的生活。1933年，舉家由上海遷到杭州，建一座「風雨茅廬」居住下來。

到杭州後，郁達夫深居簡出，每天就讀讀書、散散步。過了一段平靜的日子，1935年底就遠赴福州供職去了。杭州是王映霞的故鄉，王映霞迅速地成了杭州社交場合的紅星。一天到晚交際應酬，再不就是在風雨茅廬招待客人，茶餘飯後，不避男女，開口無忌，說些謔而不虐的笑話，風雨茅廬成了男士們最愛光臨的地方。和許紹棣就是那時認識的，這也就是郁達夫所說的「毀家之始」。

風雨茅廬的風風雨雨，招蜂引蝶的艷聞已經沸沸揚揚地傳播開來，遠在福州的郁達夫毫無所覺。一直等到王映霞已經投入了別人的懷抱，郁達夫才有所知覺，連番催促王映霞到福州與他同住，王映霞雖然遵囑南來，但只住了三個月便以水土不服為由返回杭州。這時日本全面侵華開始，1937年8月13日大舉進攻上海，杭州危在旦夕。王映霞攜家避難到浙西山區的麗水，與許紹棣比鄰而居，終至發展成為情人關係，惹出許多閒話。

郁達夫尋到麗人，挈家前往武漢。滿以為可以斬斷他們的關係，不料卻截獲了他們之間肉麻兮兮的三封情書。郁達夫憤怒已極，把這三封情書照相製版，在朋友中廣為散發，想要王映霞知難而退。王映霞無所謂，來個不辭而別，郁達夫長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滌晾曬的紗衫還掛在那兒，郁達夫越看越氣，又毫無辦法，拿筆飽浸濃墨在那紗衫上大寫：「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遺留品」！並成詩一首：「鳳去台空夜漸長，挑燈時展嫁衣裳。愁教曉日穿金縷，故繡重幃護玉堂。碧落有星爛昂宿，殘宵無夢到橫塘；武昌舊是傷心地，望阻侯門更斷腸。」

「侯門」是許紹棣的府邸，對它郁達夫只能是「更斷腸」。但郁達夫也有辦法，他在報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啟事，使得王映霞顏面盡失，肝腸寸斷。通過中間人來做郁達夫的工作，郁達夫又在報上登出：「道歉啟事」，王映霞寫了一紙「悔過書」，雙方於是言歸於好。

秋涼時節，郁達率隻身再到福州供職。為了逃避戰火，更為了徹底斬斷王映霞與老情人之間的聯繫，郁達夫答應了《星州日報》的聘約，帶王映霞遠赴南洋。這已是1938年的歲尾。

王映霞總覺得自己是鑽進了郁達夫精心設計的圈套，到了新加坡後天天還想着她的浙西山區，天天也就尋郁達夫吵架。郁達夫忍無可忍，便將「毀家詩記」寄到香港的《大風旬刊》發表。內容包括兩年來郁、王婚姻觸礁的點點滴滴。用十九首詩和一闋詞，事無巨細全部記錄了下來，並加以注釋，用詞尖刻，不留餘地。使得王映霞品格掃地，氣得七竅生煙。一連寫了幾封信寄到《大風旬刊》，大罵郁達夫是「欺膝世人的無賴文人」、「包了人皮欺騙女人的走獸」、「瘋狂兼變態的小人。」於是互揭瘡疤、形同分水、冷戰分居，最後王映霞演出第二次逃家的新聞。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隻身返國。經香港飛往戰時首都重慶，郁、王兩人在新加坡、香港、重慶分別刊出離婚啟事。

1942年4月4日，王映霞重披婚紗，與鍾賢道在重慶百齡餐廳舉行盛大的結婚典禮。賀客如雲，施蟄存為她賦詩：「朱唇憔悴玉容曜，說到平生淚跡濡。早歲延明真快婿，於今方朔是狂夫。謗書欲玷荊和壁，歸妹難為和浦珠；蹀蹀御溝歌決絕，山中無意采蘼蕪。」

現在回頭再說王映霞的「紅杏出牆」事件。

郁達夫一生的性格和氣質都在固守着他的天性沒有改變：天真、坦率、敏感、抑鬱、自尊、自卑，他不道貌岸然，不陽奉陰違，不着假。以郁達夫如此的天性，以郁達夫和眾多知情人的智力水平，會因為只是朋友之間正常來往、為朋友介紹愛人的書信而大動干戈，鬧得滿城風雨嗎？郁達夫將讀到的三封情書批量影印，分送朋友，並聲稱這是找官司的憑證。而許紹棣也因為此緋聞，被人反映上去，委員長侍從室傳下訓斥來，據說是陳立夫教訓許紹棣不准再胡鬧，委員長很生氣云云。（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這些放在大庭廣眾之中的東西，不是一句「神經病」、「無端猜疑」就可以說過去的，也不是王映霞一再宣稱與許紹棣「止於友情」就可以說得過去的。

德國漢學名家馬漢茂，出版了一本有關郁達夫與王映霞婚變的書。公布了王映霞寫給情人的書信，劉心皇在《郁達夫的愛情悲劇》一書中，公布了這封信的內容：

從這封信的內容看，信是寫給「弟」的，內容說她已經懷孕，但這個孩子卻仿佛是「弟」的，信中請那個「弟」在鄉下租一間房，也許準備生產用。

此信一公布，迫使王映霞寫了一篇《郁達夫與我的婚變經過》、《答辯書簡》兩文，內容無非是替自己遮掩，始終不承認自己當年的「紅杏出牆」事。

郁達夫在《毀家詩紀》及注釋中，所列各事實，都有時間，一地點，有細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如果不是事實，是不能「編造」得這樣活靈活現的。況且，王映霞的自我辯護，卻只是否認再否認，一味指責、謾罵、攻擊，根本沒有針對性的事實辨誣。這當然就站不住腳，值得人懷疑了。

汪靜之，1902年生人，1996年辭世。曾以詩集《蕙的風》而聞名現代文壇。1993年，91歲高齡的汪老先生寫了一篇文章，題為《王映霞的一個秘密》，文末署名「蛀書蟲」，文中用括號作了不少注釋。這篇文章在汪老逝世前未公開發表，王映霞逝世後，經香港作家李遠榮之手發表於《明報月刊》2000年3月號。當年汪靜之在武漢和郁達夫與王映霞是近鄰，又是摯友，汪妻同王映霞還是同學。因為這層關係，汪靜之就得知了王映霞的一個秘密：她映求汪靜之幫助她一起去醫院打胎。而且夜不歸宿，是特務頭子戴笠派小車接她去的。

如今反思郁王婚戀的悲劇結局，如果說王映霞從來沒有愛過或是喜歡過郁達夫，也非事實。更貼近事實的是，王映霞愛的是她心目中的著名作家和著名文人。當這個著名文人成為丈夫後，那愛和喜歡就變了味。因為現實和想像是有距離有時候是有很大距離的，一介書生，一個名士，和名女人王映霞的距離就更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