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鵬：喜劇就像善良的前男友

2004年大鵬從東北來到北京，做過歌手、主持人、演員、導演、監製，有了「十億導演」的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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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供圖

兩次採訪大鵬，間隔了一個月。這一個月的時間裡他在貴州拍攝新片《第八個嫌疑人》，剃光了頭髮，從原本150斤的體重增肥到164斤又減到132斤。記者和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向他討要減肥攻略，大鵬苦笑：「我只能說，我需要完成的工作。但這不好，再讓我做一次我肯定做不到。」

2004年大鵬從東北來到北京，做過歌手、主持人、演員、導演、監製，有了「十億導演」的頭銜。《鋌而走險》是喜劇演員出身的大鵬第一次出演犯罪題材，他用「非常感激，非常了不起」來形容敢於向他邀約的主創團隊，因為他們給了大鵬更多的可能和機會。

在採訪中，大鵬還談到由於市場低迷，以前都怕提自己的新項目，擔心創意被抄走，但是現在大家會更敞開地面對，「我們有一個小團體，韓延、蘇倫、郭帆、肖央、陳思誠，經常彼此分享自己的計劃，互相提意見，由領頭的人去執行，這是很好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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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鋌而走險》

我的戲份基本就是挨打

為了在非喜劇題材中不讓觀眾出戲，創作團隊首先在造型上做了一些調整，拿掉了大鵬標誌性的框架眼鏡，把頭髮弄得特別短，突出抬頭紋和法令紋。大鵬減輕了體重，時刻保持稍微含胸又幹練的狀態。

表演方法上，非科班出身的大鵬給自己找了一套方法：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方式來飾演一個反派，而是把他當成一個立體的、複雜的人。在電影中一開始把他的缺點放大，在結尾才能有改變和救贖。

新京報：據說你剛開拍時就受傷了，追逐的戲份怎樣完成的？

大鵬：我們的拍攝地在重慶，重慶非常神奇，你永遠不知道自己在幾樓。經常以為自己在平地，推開一扇門發現自己在懸崖上，下面還有十幾層。所以很多戲份的設計都是高高低低地追逐而不是平地跑步。那段時間下雨地面很滑，第一天拍攝跑上跑下就傷到了腿。只好停下來拍文戲。一個月之後必須要拍那場戲了，但腿還沒好，電影裡有幾個鏡頭我是捂着腿咬牙咧嘴地跑，那不是演技而是真的疼。

新京報：據說歐豪每次拍攝打戲前後都給你發信息道歉。

大鵬：其實我的戲份不是跟歐豪對打，而是被歐豪打。拍攝前我會對他說：「千萬別不好意思，你下手狠一點這一條就過了，不然對我們都是折磨。」有一場戲是歐豪拿着一沓兩萬塊錢打到我臉上，本來劇本里沒有這段，但我倆商量着覺得該加上，一連拍了十幾條，一次比一次扇得狠，一直都過不了。最後我說沒關係的，我們真實地來一遍，然後歐豪就鉚足勁兒抽了一下，扎紮實實地打到我臉上，當時我耳朵就聽不到了，接着是高頻率的持久的耳鳴，半邊臉都腫了。但是出來的效果我們還都挺滿意的。

新京報：在江中灘涂落水後打鬥的戲份，是如何設計的？

大鵬：那場戲拍了四天，因為前一場戲是我落水，我要全身都是濕透地拍，每天換好了衣服大家就往我身上澆水。那時是重慶的11月，特別冷，江邊風又大，拍完一條就裹上棉衣發抖，再拍，繼續澆水。那樣拍了四天。拍的時候挺難熬的，感覺永遠都看不到太陽了一樣。但過去了回頭看，就可以很輕鬆地當笑話說了。

我們希望做到處處都有設計，但處處都沒痕跡。包括地上的一塊石頭、一把槍的位置，都是動作組一遍又一遍演練的結果。我沒跟韓國武術團隊合作過，之前跟中國武術團隊合作，有些被打的特寫會先溝通再做反應。但這次拍攝，韓國武指是真的踹我，語言又不通，我當時特別意外，被踹到愣住，大喊說什麼情況。才知道韓國團隊真的是實打實的，哪怕只是個局部的特寫。

新京報：據說與甘劍宇的合作只用兩天就確定了，與新人導演合作會不會有一種「資深感」？

大鵬：阿甘（甘劍宇）是一個極端努力且有天賦的導演。去年我接觸過兩個新人導演，一個是阿甘一個是申奧（大鵬主演的電影《受益人》導演），他們都非常年輕，等到一個拍電影的機會也非常難得。拍《煎餅俠》的時其實我也才33歲，知道他們的艱難。我很怕那種資深感，怕給不到比較客觀的評價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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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

真實的互動最難能可貴

《鋌而走險》首映期間，大鵬和導演阿甘悄悄地坐在一對情侶旁邊，邊聽着他們的評論邊看完自己的電影。「潛伏」在影院聽觀眾真實的評論，是大鵬從第一部作品以來就堅持的習慣。與很多「背對觀眾」的創作者不同，大鵬喜歡與觀眾交流，因為「真實的互動最難能可貴。」

對於能否接受負面的評價，大鵬回想起自己以前作為網站記者的時候，那時常在思考一個問題：當一個爛片的主創在宣傳電影的時候，他們的心態是什麼樣子的，他們知道自己是在演爛片嗎？怎麼去說服自己一定會夸這部片子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他們就是在騙人，內心特別強大，另一種就是真的不知道這片子爛，如果真的不知道也就罷了，這是能力的問題。」

新京報：在首映和點映中，觀眾對於片中哪些情節的反饋讓你比較意外？

大鵬：電影永遠產生意外，做喜劇的時候很多我們覺得是笑點的地方，在電影院裡都沒有反應；一些我們完全忽略的地方，觀眾會哈哈大笑。我和導演反覆討論過一場戲，就是曹炳琨在包廂去見李夢，掉地上了一個電擊棒的那場戲，我跟導演在剪輯階段反覆討論這場戲的尺度在哪兒，很艱難做取捨，覺得掉落是為了鋪陳後面的戲份，但觀眾會不會覺得刻意。現場我看到大家在看到這段時候的興奮，才終於放下心來。

我們自己在看的時候是加了濾鏡的，30人的大合影，你第一眼看就能看到自己。觀眾是唯一的標準，創作者帶有個人主觀色彩，最美妙的是創作者能夠保持關心的心態去看待自己，與觀眾共振。我自己導演的電影、參演的電影，我都喜歡隱藏在觀眾席去看觀眾的反應，真實的互動是最難能可貴的。

新京報：如何面對「負面評價」？

大鵬：電影評論是大家的樂趣。我覺得聽大家在影院評論很有意思，不能因為自己參與了一部電影就把它夸上天去。電影點映之後我上豆瓣看，有個人說，這個電影都挺好的，就是大鵬眼睛太小了。我內心就在吶喊，說怎麼辦，這是生理缺陷，這是我的問題嗎？早期剛進入這個行業，都希望自己被讚美，你會發現很多評價與期待不符的時候會很計較、想解釋，但好像你怎麼做都是不對的。慢慢地隨着時間成長，就發現自己能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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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不好笑」的喜劇演員當主持人

一次參加活動，大鵬在後台準備上場，詢問旁邊的工作人員要怎麼走，工作人員盯着大鵬愣了兩秒鐘，說：「你是大鵬老師？你為什麼一點兒都不逗？你不是應該特逗嗎？」說完自己先笑了。也是在那次活動上，大鵬一上台就主動承擔起了主持和暖場的工作，代表主持人向其他演員提問，跟觀眾互動活躍氣氛，整個活動一下子輕鬆了下來。

很多與大鵬接觸過的媒體都會提到一個詞：配合。上海電影節期間，有兩部作品宣傳的大鵬日程排得滿滿的，有媒體在電梯裡遇到大鵬，拉着他聊幾句，他依然聲音洪亮邏輯清晰，一直從電梯講到坐上車為止。

新京報：看了幾場發布會，你會不自覺地擔起主持和暖場的工作，只要你在場，觀眾就會變得很放鬆，這是一個喜劇演員的責任嗎？

大鵬：日常生活中我經常遇到這種情況，大家對我的期待是那樣的，給我遞個話筒他就會樂。這是很幸福的事情。我看過很多人演喜劇，它在我心目中像理科生對待化學公式一樣精準，稍微加點東西就不是笑而是尷尬了，如果我能讓大家看到我就笑，已經比很多演員都幸運了。

至於主持和暖場，我覺得這是大家對你的期待。你把它當做工作的話，就要敬業地對待這個事情。這是我能夠接受的。只是比較遺憾能力有限，有時候做不到那麼活躍，都是「勉強」活躍。

新京報：你自己也是媒體出身，採訪過上千個明星。從記者、主持人到做藝人，心態上最大的轉變是什麼？

大鵬：我當年為了能展示自己的與眾不同，在有一次一個歌手參加我節目的時候，要求他在直播裡面唱一下他的成名曲，那名藝人當時就不高興了，說我來一個網站聊天為什麼要唱歌，直接就離開了。那時候跟藝人合作還不需要提前溝通，也不會在採訪之前對流程。當時我作為一個剛畢業的學生被一個巨星嚴肅地拒絕，非常尷尬。那件事縈繞在我心頭很多年。但我現在跟你講件事的時候才發現，我是多麼地理解他，就像現在你讓我表演個喜劇段子一樣，我也會生氣。那時候我希望每個被採訪者都能在我的節目中展現出不一樣的狀態，現在才明白我當時的要求是多麼無理，他拒絕我正是因為對自己專業的尊重。這是在之前的媒體工作中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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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劇

諷刺在當下語境中有很多限定

2012年大鵬自編自導自演了情景喜劇進入觀眾視線，2015年電影《煎餅俠》獲11億票房。他塑造的小人物總有英雄夢，充滿了勵志、情懷與嘲諷。雖然飾演小人物起家，但大鵬還是覺得小人物不是喜劇的必需，「大人物效果產生的機制來自於諷刺，而諷刺在我們時下的語境當中有很多限定，你很難諷刺一個權力人物或者敏感話題，所以只能用小人物的自嘲來消解這些事情。」

新京報：幾乎所有的大牌演員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都談到了想出演喜劇，包括鞏俐、章子怡等等，導演身份的大鵬，會抓住機會跟他們合作嗎？

大鵬：實在點說，目前我這個級別的導演能拿到的投資是請不起那樣級別的演員的，每個位置上的人都有應有的價值。我沒辦法拿到那麼多的投資以對得起他們的付出。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適合，如果這個角色無比適合某個人，我不惜一切代價都會爭取，也許是去說服投資人，也許是去打造一個從來沒演過戲的人。

我遇到很多成功的電影人都是通過喜劇這樣的低門檻被大家了解到，包括我本人。但卻在進入到這個行業，被觀眾認知之後，迫切地想要拋掉這個標籤，因為喜劇意味着低質感和有一定風險的粗糙。但是在其他類型上嘗試突破發現不成功之後，回來再去找喜劇，它依然在擁抱你等待你。我合作過兩次的編劇蘇彪有一天突然在朋友圈感慨，說喜劇就像善良的前男友一樣，你拋下他，他還是在等待着你，願意幫助你，而你還是可以隨時拋棄他。演喜劇沒有什麼可恥的，能讓大家笑是很幸福的事情，只是希望現在喜劇能夠更爭氣一點，再出幾部優質喜劇讓大家更有信心，也希望公眾對於喜劇和喜劇本身在評價系統上給予更多的尊重。看上去大家是降低身份逗你笑，與你的距離感更近，但其實不是這樣。

新京報：你覺得「小人物」這個人設在喜劇中是必須要有的嗎？會拋開主演「小人物」這個標籤嗎？

大鵬：喜劇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前幾年也許喜劇在電影市場是非常受歡迎的，也能夠獲得關注，容易獲得票房上的成功。但是這幾年它有一定程度上的下滑，這種下滑除了本身大家對於喜劇的態度，現在產出的喜劇在質量上都達不到當年的水準，導致大家對於喜劇的看法產生了轉變。

喜劇創作的難度也比前幾年更高了。我自己能感受到，所有喜劇創作的路，已經被我自己走得差不多了。情景喜劇拍了好幾百個段子，最開始用諧音梗可以很輕鬆地逗大家笑，我記得2012年我還可以說「我做了個噩夢，很餓（噩）很餓的夢，所以起床我就吃了個漢堡」，大家都會哈哈大笑。現在誰說這個大家都會覺得他傻。從創作角度來說，真的越來越難的，但是我們還是有信心，因為喜聞樂見的那些事每天依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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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與演

在《我不是潘金蓮》中表演開竅

2017年的《縫紉機樂隊》之後，大鵬出演了多部電影，包括《奇門遁甲》《捉妖記2》《鼠膽英雄》等，類型和角色都完全不同。但一直被說「快了馬上要拍了」的《煎餅俠2》卻遲遲沒有消息。大鵬希望自己能夠保證每三年出一部導演作品，同時保持每年都參演別人的電影。「一方面讓大家看到我的不同嘗試，另一方面是通過跟不同導演的合作來學習他們身上的優點。」他也表示不太清楚未來的方向，「因為我覺得可能性特別多」，而大鵬最近參演的電影是《第八個嫌疑人》，他演一個搶劫案的主犯，是個房地產老闆。「這個已經超出小人物的範疇了吧。但我不覺得這是某種轉型或者代表着什麼，我只是覺得能夠參與不同的角色和人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兒，我希望保持這種輸出。」

新京報：這幾年出演了非常多的電影，對你而言真正意識到自己演技開竅的一部作品是什麼？出演這些電影都是為了下一部導演作品在積蓄力量嗎？

大鵬：表演開竅應該是《我不是潘金蓮》，在我比較稚嫩的學習階段，馮小剛導演教了我很多。同時同組都是非常有經驗的演員，在那個集體當中，你必須逼迫自己變強大。開竅好像就是一瞬間的事。馮小剛導演突然有一天問我，你覺不覺得你演早期情景喜劇的時候最輕鬆？我說是這樣的，他說那種「人物上身」的感覺在當時是能夠被看到的，在其他作品中難免會有緊繃和塑造感。緊繃容易做到，但是放鬆很難，從那之後我就一直試圖破壞自己建立的規則。

我很滿意自己在《鋌而走險》裡的表演。它同時給予了大家另外一種可能性來看待我的表演，我在身份認同上沒有那麼多的困惑。

新京報：《縫紉機樂隊》之後，音樂題材還是你的首選嗎？

大鵬：《縫紉機樂隊》之後有無數人推薦或者希望我去拍攝第二部，可想而知這個系列如果延續下去，影響力和收益可能會好。但是我自己性格的原因吧，我想目前這個階段先嘗試不同的題材，先把我想拍的嘗試一遍，再去走老路。我身上有很強的互聯網屬性，因為之前十幾年都在互聯網工作，在網站工作會比較快接收到新鮮的刺激，導致我的想法特別飛，超出了電影內容承載的範圍。有時候合作夥伴會警示我要收緊一點，但是我很怕我變得更像一個電影人。我希望我能更不羈一點，更像煎餅俠一點。最近想拍的題材在身邊的人看來，都是冒着極大風險的，但這是我的樂趣和熱血揮灑的地方。

新京報記者 李妍 編輯 許喬洋 校對 趙琳

值班編輯花木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