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朱天文×朱天心：小說家應站在潮流之外 不被政治與時代裹挾

1988年4月，62歲的朱西甯攜妻子劉慕沙和大女兒朱天文回到闊別39年的中國大陸。在這趟長達一個多月的旅行中，他不僅回到出生地江蘇宿遷，也到了南京、徐州、蚌埠、成都、重慶、長江三峽，最後抵達南京下關。他一路拜訪故人，同時也付給老家的小輩們稿費，托請他們將家鄉一年四季農作物的細節或用文字記錄，或用相機拍攝，然後交付給他。這些材料是他此次返鄉之行的一個重大收穫，也為他在返回大陸之前就已經開始創作、並已八易其稿的長篇小說《華太平家傳》提供了無比珍貴的素材。到1998年去世，《華太平家傳》的手稿終止於1066頁，完成了原計劃百萬字中的55萬字。這部遺作一共三十五章，故事始於清光緒二十六年，以華氏一族百年家史為軸，細述山東省鄉下面臨西化衝擊造成的種種變化。用二女兒、同為作家的朱天心的話來說，「讀《華太平家傳》，好一幅緩緩展開的清明上河圖。」

在同為作家的大女兒朱天文看來，這一趟闊別已久返鄉之旅，既堅定了父親創作《華太平家傳》的決心，也讓父親做了「終老之地在台灣」這種認定。「父親的生活習慣完全不一樣了，他在台灣早上起來要看個報紙、喝個牛奶，這些基本的生活習慣已經無法更改。」於是《華太平家傳》在這樣的情境下被創作出來的：在台北家中的書房中閉門不出的朱西甯在紙上重構了一個關於華北平原鄉村的變遷故事。可這並非對於原鄉故土的美好懷念，朱天文認為，這是父親1949年赴台之後對於家鄉的懷念，與他在台灣多年生活經驗中獲得的當下意識和現代意識的結合。

這種大陸與台灣、原鄉與現居地、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當下相互交織、相互映照的創作方法，在朱西甯早年的作品中已有體現。理想國最近發行的短篇小說集《鐵漿》收錄了他上世紀六十年代寫於台灣的九篇作品。在這些故事中，朱西甯延續了五四的白話小說傳統，力圖還原民國初年北方農村集鎮的傳奇人物和古老事件。其中最為震懾人心的一篇是集子同名短篇小說《鐵漿》，最早於1961年7月發表於《現代文學》第9期，講的是孟昭有和沈長發二人爭搶鹽運生意的故事，爭來比去，最後他們決定比賽生灌鐵漿。在「人臉上都映着雪光」的天氣中，孟昭有把紅得像西瓜湯的滾熱鐵漿「像灌進沙模子一樣地灌進張大的嘴巴里」。「那隻算是極短極短的一眼，又哪裡是灌進嘴巴里，鐵漿劈頭蓋臉澆下來，喳——一陣子黃煙裹着乳白的蒸氣衝上天際去，發出生菜投進滾油鍋里的炸裂，那股子肉類焦燎的惡臭隨即飄散開來。大伙兒似乎都被這高熱的岩漿澆到了，驚嚇地狂叫着。人似乎聽見孟昭有一聲尖叫，幾乎像耳鳴一樣地貼在耳膜上，許久許久不散。」此處朱西甯用了一個蒙太奇式的剪接方法，繼續寫到：「可那是火車汽笛在長鳴，響亮的，長長的一聲。」此刻，孟沈兩家世世代代的恩怨以及解決恩怨的那種傳統的、甚至帶有俠義精神的願賭服輸邏輯，被代表着現代時間和空間的火車轟隆碾壓而過。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戴錦華看來，這篇小說「喚起了我們在中國尋根文學中出現的一種民族寓言的書寫，這種民族寓言又是台灣本土的現實政治」。

《鐵漿》朱西甯 著理想國·九州出版社 2018年10月

如今剩下的唯一疑問便是，為何出生於江蘇宿遷、在1949年離開大陸之前一直活動於長江流域、大陸台灣開放探親後也屢次往返於台灣和南京、宿遷等地的朱西甯，在關於原鄉的再三書寫中，卻一直將目光和筆觸投向華北平原上的山東鄉野？就連朱天文和朱天心姐妹二人，也是在1988年朱天文跟隨父親回老家時方才得知，他們要回去的，不是從小填表時在籍貫一欄一再寫下的山東臨朐，而是江蘇宿遷。朱西甯的學生和女婿、作家唐諾（謝材俊）在2003年紀念朱西甯的文章《返鄉之路》中，對困惑眾人的原鄉之謎做了如下解釋：「原來老師的家族在上一代就被逼離開臨朐，因為宗教信仰傾軋的緣故。老師自己生在宿遷長在宿遷，不太合情理的是，臨朐趕走了他們，宿遷接納了他們，但一生誠實事事講道理的老師卻數十年語焉不詳的不惜把童年往事全搬回臨朐演出，這不實質的、純符號的故鄉認定，我猜，大概源自於童年浸泡的家中懷鄉氣氛，是老師不願update掉的記憶，只因為那不真的是他的，而是先人告訴他的、交給他保存的。」

理想國日前首度引進了朱西甯的兩本小說《鐵漿》和《旱魃》，講的都是他記憶中的原鄉。長篇小說《旱魃》紮根華北黃河流域，故事始於一個鬧旱災到處缺水的村子，唯獨唐家油坊的那口水井源源不絕地涌着清泉，村里傳言出了旱魃怪物。在這兩本書與大陸讀者見面之際，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借朱天文朱天心姐妹來大陸拍攝紀錄片《文學朱家》、宣傳父親作品之機，對二人進行了專訪。在這次難得的姐妹對談中，她們從此次返鄉之旅聊起，談到了父親的成長背景、閱讀體驗以及創作旨趣。對於眾人感興趣的魯迅和張愛玲對父親的影響問題，她們也做出了回應。

接着，她們從父親對各自的影響談開，談及了自身的創作以及在彼此眼中各自的文學觀念和創作特點。在父親母親相繼過世後，朱天心和唐諾、兒子謝海盟，以及姐姐朱天文仍然住在同一屋檐下，繼續各自的創作。唐諾在《返鄉之路》開篇寫到，「整整三十年時間，我的生活周遭幾乎全是第一流的小說之筆。」用朱天文的話說，「我們生活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重疊的。從小到現在我們都住在一起，」可姐妹二人呈現出來的文字卻截然不同。「你不覺得這也是文學的一個奇蹟嗎？」

朱西甯

談父親朱西甯：他小說家的身份永遠勝過其他任何身份

界面文化：我們從這次返鄉之旅聊起吧，你們之前回過父親朱西甯的老家江蘇宿遷嗎？

朱天心：我們之前都各自有一次。天文是1988年第一次去。當時我的孩子還小，所以大概是一兩年之後去的。那時候對老家既嚮往又疏離，從小到大我們已經習慣在吃好吃的做禮拜時候說，爺爺奶奶還在的話就可以吃這個。當時兩岸還沒有通信，我們根本不知道爺爺奶奶是活是死。可這已經變成一個永遠的懸念。等台灣解嚴，我們可以回大陸的時候，不知道是因為近鄉情怯，還是當時正處於很忙碌的年紀，我們並沒有像幾十年來夢想的那樣第一時間就回家，甚至去摸摸黃沙摸摸土。後來回去，是因為那時候兩岸的經濟差距很大，我們老家人又是蘇北農民，很窮很窮。之前已經通信很久，有的時候我們看到農民表哥年終跟爸爸寫信報好消息，說今年種棉花的收成有兩千塊人民幣很開心。我們心裡一換算，「哎呀，就是和朋友一頓聚餐的錢。」就愈發覺得應該多做一點、多幫一點，所以那時候每次一回去我爸爸都是大箱小箱。老家人也多，父親會給每個人都準備好的禮物。

界面文化：你們這次來，其中一部分的行程也是拍家族紀錄片，也去了父親的故鄉宿遷。這次回來有什麼新的發現或者體悟？

朱天心：當初記憶里所有東西都不在了。爸第一年回來花很多錢修了祖墳，祖墳的照片都在，可是現在那裡是宿遷最熱鬧的一條主街，其中一部分是小區，一部分是當地一家很大的餐館。當時的祖墳完全無跡可尋，完全天翻地覆。可紀錄片畢竟想拍到父親筆下的那些——叫它刻板印象也好或其他什麼也好——臉曬得黑黑的蘇北農民，所以我們跑了好遠，最後跑到駱馬湖中的一個小島上，才勉強拍到了符合記憶里的樣子。

界面文化：朱西甯在62歲時第一次回到中國大陸，在你們印象中，他對於那次返鄉是何種反應？

朱天文：那一趟來去——說是覺悟也好，認定也好——他說他的終老之地或者最後的故鄉，是台灣了。因為父親的生活習慣已完全不一樣了，他在台灣早上起來要看個報紙、喝個牛奶，這些基本的生活習慣已經無法更改，因此他這一趟返鄉也越發堅定了要把《華太平家傳》寫出來的決心。

《華太平家傳》是上世紀八零年代父親醞釀了很久才決心開始寫的。這十年中間，他八易其稿，跟老家這一趟接觸後，他就在《華太平家傳》裡重建了一個消逝的世界，或者說一個並不存在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他1949年去了台灣之後一直對家鄉的懷念想象，加上他在台灣用當下的意識回看得到的一個世界。當時起稿《華太平家傳》時，父親就表示希望用十年時間完成。回了一趟大陸之後，他決心再給自己十年。

朱天心：以前的政治情勢根本無法回來，所以父親大概不會把是否回大陸生活當做一個自由選擇。等兩岸開放之後，他才面臨這個選擇。姑姑她們的經濟狀況稍有改善後，就把父親每年寄的錢存起來，告訴父親：「日後要寫稿或者養老可以到這邊來，你的存款都夠。」我們也認真問過父親，既然在台北的最後十年都閉門不出寫作長篇，有沒有考慮過聽從姑姑的建議。我記得父親那時候就說：「要是作為一般人我一定就回去了，可是創作還是需要吸收資訊的自由。」他特別需要創作的自由或者思想的自由，在這一點上，他覺得相對來說，在當時的台灣可能可以沒有任何拘束。

界面文化：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朱西甯要寫的其實是他的家鄉，但他卻選擇在一個很遠的地方看他的家鄉。這個創作是否是他記憶中的或者想象中的家鄉？

朱天文：對父親而言，始終很重要的一點是當下意識和現代時間的灌注。從最早開始的《旱魃》《鐵漿》開始，他的作品就不是單純的懷鄉。他的現代時間就是他在台灣的當下，所以他不只是懷鄉或者是回憶從前；他的當下意識和現代時間的眼光，使得所有關於原鄉的回憶在這個背景中重新復活。

《旱魃》朱西甯 著理想國·九州出版社 2018年10月

界面文化：在朱西甯的創作里，政治和文學的關係是什麼？

朱天文：他小說家的身份永遠勝過其他任何身份，甚至是基督徒的身份。基督教是他一生的本體和信仰，而作為基督徒的身份是在和小說家的身份進行拉鋸的。在《旱魃》中，父親基督徒的身份完全讓位於小說家的身份了，這一點作家莫言也是由衷佩服的。父親曾經也寫過講國共最後一個決定性戰役的《八二三注》，而即便是處理這樣一個歷史題材，他史家的身份都被小說家的身份比下去了。這就是他作為小說家的天職和宿命。也就是說，沒有辦法，只能順着小說自己的法則和定律。因此，他寫的東西往往跟他原先想要寫的，或者是跟他的身份相逆反。可不正應該如此嗎？在寫作的時候，你的作品最後可能背叛原意，走向一種多重的、開放的可能性。

界面文化：在大陸最新出版的短篇小說集《鐵漿》中，台灣作家劉大任在《跋》中提到了朱西甯和魯迅的相似之處，唐諾在文章《返鄉之路》中也提到了五四傳統和三零年代文學對朱西甯的影響。在你們眼中，五四傳統以及魯迅對父親施加了何種影響？

朱天心：其實三零年代作家裡，父親喜歡的是老舍。他覺得魯迅很刻薄，魯迅的那種不容情他並不喜歡。 劉大任會提到魯迅，是察覺到父親的原鄉不只是一個純真甜美、不含雜質的一個想象。他不是把一張老照片用現在的技術還原到最好的像素。他是帶着批判性的，並不認為只要是家鄉的故人就是美好的、良善的。也許這個部分會讓人想到魯迅，可是他自己喜歡的是張愛玲。他覺得張愛玲才是真正純粹的小說家。她不會被任何其他的、哪怕是建立良善的、批判社會的公知身份，甚至是種種政治主張所凌駕。很多作家在點名自己喜歡的作家時常常說和自己同類的作家，可是父親點名張愛玲，是因為他始終覺得，張愛玲能夠完成的細膩和細緻是他完全做不到的。

朱天文：他喜歡張愛玲是和他的家庭有關的。父親曾經在訪問里講過，他出生的年代是整個中國文化都在衰落、在下跌的時候。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是傳道人，是基督教家庭，所以他接受的其實是西方文化的薰陶。他的兩個哥哥兩個姐姐都參加北伐，祖父早早讓他們出去念書、自由戀愛結婚。在當時那個年代的小小縣城裡，這大概是非常特殊的、少見的現象。

因為哥哥姐姐在外面念書，所以他們買回來的書其實就是五四新文學。父親小學和初中的課外讀物，全部是五四新文學或者是當時能夠看到的一些翻譯。父親二十一歲寫的第一篇小說，名字叫做《學》，就是以魯迅的眼光看待父親當時所處的、他極為不滿意的社會現狀，他想要改造國民性。有人認為的父親與魯迅的相似之處，其實是從父親的五四新文學閱讀和他西化的基督教家庭氛圍中生發出來的，這讓他的眼界不同於他的同代人。

同時我也會覺得，作為一個小說家或文學家，他的鑑別能力非常奇怪。想想看，1945年春天到秋天，當時謠傳美國要轟炸南京了，所以父親寄讀的南京六姑家全家逃回宿遷老家，他和自己的同伴到游擊區和小後方就讀。當時郵電是通的，並沒有因為日本人的轟炸而中斷，所有的雜誌都可以到達他們流亡的學校。就是在這種雜誌里，比如《萬象》，有一群所謂孤島時期的作家，比如蘇青和張愛玲。父親他們當時閱讀這個雜誌的時候，還是一群高中男生，他們是把這些當做艷情小說來讀的。所以頁碼都是隔着的，如果有人來就趕快合起來，假裝在看一個綜合性雜誌。就是在大家把這些作品當艷情小說、當做性的窺看口的雜誌里，父親一眼就看到了張愛玲，從此變成張愛玲的粉絲。而當年同樣是高中生的劉大任，他讀什麼？他當時愛讀的是《人猿泰山》或者《魯濱遜漂流記》。

後來到了八月，抗戰勝利，他把所有雜誌都拐帶回南京，於是他的侄子們也都變成了張愛玲的粉絲。到1949年，他到台灣來棄學從軍，參加孫立人的部隊，是經過抉擇和決定的。棄學從軍不是隨便的事情。他當時提出來，六姐是反對的，兩位高堂也是反對的，但他們後來都被父親說服了。為了從軍，父親割捨了很多，包括自己的一段不了情。為了這段情他也寫過一部五萬字的小說叫《傾國之戀》，當然我們會想到是從《傾城之戀》來的。那麼，割捨掉這麼多，唯一背包裡面帶的就是張愛玲的《傳奇》。他為什麼不帶其他的書，而是帶這本？他為什麼不是讀了其他的書着迷而單單是讀了張愛玲着迷？這只能歸宗於他文學的質感和他文學的鑑賞力。從某方面來說，這就是他文學的天賦。他會在張愛玲這裡立即感受到文學的素質，但他在年輕的時候並不自知，只是一種直覺。這個直覺和他對文學的分辨力，構成了父親作為一個小說家的開始。

1965.10.31 張愛玲寫給朱西甯的親筆信 圖片由出版社提供

界面文化：不少人分析朱西甯的作品，會以魯迅和張愛玲這兩個人為坐標來進行評價。所以在你們看來，張愛玲對他的影響是大於魯迅的嗎？

朱天心：遠遠大於魯迅。魯迅只能說——正好是天文剛描述的——殊途同歸。出生未必一樣，可是家庭或學習的養成，使得他們可以用異於同代人的目光看待當時的中國。

朱天文：父親呈現的小說是很像魯迅，但是如果就他自己而言，他寫過《啟蒙我與提升我的張愛玲》。在文中，他特別講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萬古長空」當然是說從歷史到現在，若是沒有歷史的傳統，也不會有文學和小說。最重要的就是經過整個當下，經過重重疊疊的歷史後，你是不是加進了當下的一點點，用自己所處的肉身突破了一點點？

朱天心：這其實也可以呼應前面的問題，也許別人會覺得三零年代的其他作家，不管是社會意識、左翼意識、人道主義的意識都比較清楚鮮明，相較之下張愛玲和他們有些差距。可事實上，張愛玲更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她是更加文學的、純粹的。我不曉得這會不會是張愛玲的缺點——她對政治非常冷漠和疏離，只觀看不介入。但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使她的小說比較純粹，從來不被任何政治想法和主張吸引。

朱天文：魯迅1936年去世，作為一個文學家或小說家或白話文的開山大師，他有兩本小說和兩本散文。他去世前十年在寫《故事新編》，沒有任何其他創作，這最後的十年可以說是投槍或者是匕首出刀，或者說已經變成一個青年導師。我覺得他的寫作生命是很短暫的，更別說共和國之後他被供奉在那樣一個位置上。如果就小說和文學來講，雖然魯迅說了那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但敢對千夫指，他對的是一千個已經挺腐敗的人，不管是中國還是國民政府，是大家都在反的東西。因此他面對一千個人，背後站的是成千上萬的人。他是帶起風潮的人，他是站在勢頭之上的。可是張愛玲呢，她一直在潮流之外，背後只有自己一人。這是她的局限，可是也成就了她的文學。

朱天心：她不被時代、不被政治挾持。

朱天文：尤其到今天，不管處於現代台灣還是中國大陸，我們會更覺得一個人在潮流之外是今天的小說家應該做的——不管是逆潮流而行，或者是我們愛說的「不與世人談同調」。因為你站在這個位置會有不一樣的東西出來，我覺得那就是張愛玲吸引父親的東西。這是一個文學的素質，這個素質是魯迅大大不及的。

談對方：以不同的個性不同的方式 保護着同一個文學

界面文化：父親這個觀念也影響了你們的創作？

朱天文：一定是的。尤其是對天心來講，她是一個非常熱情的、對世事充滿意見的人。

朱天心：想改造別人，像魯迅一樣。

朱天文：改造國民性，這甚至是她寫作很大的一個動力。她是可以對政治正確說不，跟強權說不，甚至可以跟資本大人說不，這是很難的。

朱天心：我不如張愛玲、有待學習的地方是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像弱者說不。張愛玲是個連對弱者都敢說不的人。

朱天心（圖片來源：理想國）界面文化：所以姐姐朱天文是可以做到對弱者說不的嗎？

朱天心：很早的時候我們就常常說，她（朱天文）很像張愛玲，可以在雲端看廝殺，完全不介入，只觀察，絕對不會跳進去幫快被打倒的人打兩拳，或者是提出自己的任何妄想。是這樣嗎？（看朱天文）但其實這樣說也不好，感覺多少帶着指責，覺得創作人缺乏溫度。可天文相較我來講始終是冷調子。對這件我們一直在講的事情，你會退而有後言嗎？

朱天文：昨天就有人問我，你寫到現在，寫作對你的意義是什麼？我說到六十歲，我對這個世界還非常有熱情，我還很想發現什麼。可是發現的前提是要觀察，觀察就是盯着現實甚至閱讀，總之就是觀察再觀察。有了觀察你才會看到非常細微的差異，然後走進這種差異。走到很深的地步的時候，你才仿佛有了一點點發現。所以寫作對我來講的意義，第一點是我到現在還對世界非常有熱情，不想放手不觀察了。第二點是唐諾也說過的，現在是我比較需要寫作，而不是寫作需要我。我比較需要寫作的意思是，如果在一天裡頭，非常繁雜，外物很多，尤其在我們年過六十以後，好像上帝的時間偷工減料，就是不夠用。

朱天心：在家裡都得小跑步才能完成例行的工作。

朱天文：對，在這種狀況下，如果一天能夠有三四個小時坐在書桌前，其中竟然可以有兩個小時完完全全專志凝神，就值得了。只有寫小說能達到這個狀態，寫散文都不行。散文的倫理必須是紀實，面對很多現狀，把現狀描繪出來，可最終都止於惆悵和詠嘆。但小說允許做所謂的虛構，可以重建已經消逝的世界或者是想象沒有發生的世界。因為多了這麼一點點，所以專志凝神是在寫小說時候才可能到達的狀態。如果一天能夠專志凝神兩小時，這樣累積下來是不得了的。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夠重拾寫小說的狀態，這本身就已經是最大的回饋了。

人的一生可能只能實現一種人生。所謂實現一種人生，就是做自己喜歡的，而不是說必須上班，必須先把自己的稻粱謀做好。因此各行各業花一輩子才有可能進入到最後的堂奧。每一行都有門檻和邊界，我常常會覺得非常憧憬和嚮往，如果能夠一再地投胎，一再地輪迴，我一點都不想脫掉此身。我非常喜歡陷在這個世界，並且還覺得不夠。我覺得我好像還是很有熱情的，不大是別人以為的雲端散步，冷冷的在高處。我是很想投胎到另一個行業，走到那個行當里，走到堂奧里，獲得那個寶珠，寶珠就是鑑賞力和分辨力。

朱天文（圖片來源：理想國）界面文化：我們可否理解為，對於你來說，文學是更加向內的一種探索？但還有另一種路徑，比如之前大陸作家李陀談到他最推崇十九世紀現實主義的小說，文學的功用在於反映或者提出社會現實中的問題。不知道你們對這種觀念有什麼看法？

朱天心：我剛剛那個說法顯得天文過着不接地氣的生活，其實不是，她的生活比我們還要火雜雜。只是對於文學來說，一切事情都不容侵犯和干擾她的文學，這跟只關在一個無塵恆溫的書房裡不是同一回事。

而我自己常常會一腳踏出去，甚至有幾年棄文學而跑，覺得文學太慢了，就暫時丟開它跑掉。但對公眾事務的參與，其實都是在保護文學。因為有的時候，像李陀說的，我可能關注一個議題，甚至想改變它、影響它、翻轉它，而要是用我唯一會的文學的話，我會隱約知道有些東西兩三年就可以成型，但有些東西就是他媽的要十八年。等十八年後，就算寫出來了，你想要關注的人不知道還在不在？那個世界不知道還在不在？是什麼樣貌？那真的是急死人了。

因此我很怕揠苗助長，把根本不該摘的、還沒有成熟的青果子拿來用了。那樣的話會對文學該有的孕育時間有很大的傷害。所以我不如先去做實際的社會參與，用實踐或者是行動來化解我那個想改造世界的心急，用實際行動還文學創作或者小說創作原該有的那個空間和時間。這跟釀酒一樣，要十八年就得十八年，不要兩三年就翻出來掀開蓋子看一下勉強用。其實很多作家都有他自己的問題意識和社會關注，我親耳聽過一個作家在台上講話，他說：「我的寫書，我的教學，我的所有演講都是為我的政治主張服務。」當時我一聽就說，這是我不可能做的。就算我有關注像救火一樣急的議題，我也不會把我的小說創作拿來做工具或者獻祭給它。

界面文化：所以，你們在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的目的是什麼這件事情上，其實是一致的？

朱天文：或者應該說殊途同歸，用不同的方式保護同一個東西。因為我們個性非常不同。你不覺得這也是文學的一個奇蹟嗎？我們生活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重疊的，從小到現在我們都住在一起。分別的時間無非是她出國我出國，長則一個月、短則一個星期的分別。

朱天心：同樣的父母同樣的家人，甚至有的時候我們讀的書都接近。有時候我們就像是關在一個籠子裡的兩隻母雞，吃一樣的飼料，所有的溫度全部都一樣，想必生的蛋也一模一樣。可是去分析的話，卻如此不一樣。

界面文化：我很好奇你們如何評價對方在父親去世之後寫的作品。比如朱天文會如何評價朱天心的《漫遊者》呢？

朱天文：《漫遊者》的複雜性跟她以前的作品是非常不一樣的。我最羨慕天心的，或者說我所沒有的，是她那種偉大的單純和深刻的淺顯。因為淺顯是不可能深刻的，這兩個是相反的。單純就是單純，但為什麼是偉大的單純？這個是我永遠沒有的，我們基本的磁場跟核心是不同的。這是我最羨慕她的地方，這也不是想有就能有的。我覺得《漫遊者》就是在深刻的淺顯和偉大的單純裡頭的一次複雜性的展現。

從早年我們開始辦《三三集刊》、到後來成立「三三書房」——這一切當然是因為胡蘭成的緣故，我們的讀者群很大程度上都是她的《擊壤歌》吸引來的。《擊壤歌》看起來是淺顯，像大風吹來，所以當時好多人看了《擊壤歌》被「吹來」。同時內行來讀，也知道其中有深刻的東西。天心後來一路寫的小說，其實都是深刻的淺近，近就是跟人很親。這是我最羨慕她的地方。

《漫遊者》朱天心 著理想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8年6月

朱天心：該我說她了嗎？你說完我的好話，我也應該報之以瓊瑤才對。天文大概早我兩年開始寫。從那時候我就覺得她的東西很像是台北故宮裡的翠玉白菜。所有的技術、美學到本身的價值，完全不用說，可是缺乏一個溫度。她是在一個上好的無塵室里。但我不覺得這是一個評價，而只是我們相對個性上的不同。這是我多年來讀她東西的時候感受到的一個潛藏的基調。但到了一個年紀，我會期許或者覺得自己應該降溫。不然到一個年紀還在發高燒，那也是非常異常的。當然我覺得天文的文字部分始終是我完全做不到的。以前也許曾經試圖努力過，可是後來發現真的完全做不到。

同代作家裡，在文字呈現上也有一二人是做得很好的，可是他們很容易就被自己的文字或者美學拖走了。就像有的人畫油畫，你簡直不知道原先想畫什麼。你只看到很多很濃烈很豐富的色塊在上頭。或者最後他也畫出了東西，可沒有任何骨頭——這個骨頭就像李陀說的那種問題意識。但天文的文字不管到達什麼極致——尤其到《世紀末華麗》和《荒人手記》的時候，她中間的線條始終非常清楚，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美學生出美學的那個誘惑力，我在同時代的其他作家身上看到過，最後他們也就陷於文字之海不復回，初衷早就不可辨識。

《荒人手記》朱天文 著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5年9月

朱天文：我想還是觀察吧。你所觀察的東西要準確。好像準確也不大得體。

朱天心：對，因為太不美了、太科學了、太冰冷了。

朱天文：（笑）我現在看東西想知道自己到底看到了什麼，到底想說什麼。這其實就是準確，想盡辦法、口乾舌燥也要把看到的東西告訴別人。我很喜歡這個準確，這可能呈現出一種冷或是別的什麼，但那種線條和準確讓我在閱讀的時候非常開心。

界面文化：對你們來說，寫小說的目的或者最終想到達的地方是什麼？

朱天心：每個年紀的狀態不同，十幾二十歲的時候是感情抒發，可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對我來說，我的大環境的變化是急於把歷史這一頁翻過去。我就會覺得還沒完，這一頁的史書哪是只有多數人或者是官方寫的，那其他人呢？有意或者無意被忽視和遺落的那些人呢？包括我的父輩他們，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自己的寫作動力是補上所有主流描述或者蓋棺論定的歷史裡頭我覺得不該被忽視的存在和記憶。這始終是一個最大的動力。

朱天文：過往不說，就現在而言，我是需要寫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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