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文學期刊主編談石一楓小說《借命而生》

1988年的一宗盜竊案，讓看守所管教杜湘東走上了追捕之路，他的人生軌跡全然然偏離了自己的理想和規劃，而追捕中他漸漸發現，兩個「傑出」嫌犯——姚斌彬、許文革背後也有着無法言說的隱情，三十年的時間跨度，這場追逐滲透進幾個當事人的生活，也改變了他們的命運。

人民文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作家石一楓的小說《借命而生》，這個跨越三十年的關於追捕的故事一改他之前的創作風格，也引起了評論界的關注。

6月8日，《人民文學》《收穫》《十月》《當代》《西湖》五大著名文學期刊的主編就《借命而生》與作者石一楓進行對話，他們梳理了石一楓的創作道路，並以此推及到文學和社會。

石一楓談道，最開始寫《借命而生》是想解決自己寫作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就像有的男作家寫女的都不像，女作家寫男的都不像，石一楓說自己有一個問題是寫第三人稱不靈，必須得通過「我」盲目式的寫，由「我」去看別人，《世間已無陳金芳》是由我去看陳金芳，《地球之眼》是由我去看安小男，《心靈外史》是由我去看大姨媽。「我」是那種權威主義者，有一點文人氣息，這樣可以讓小說更複雜一點。「所以寫《借命而生》最早的動機是寫一個第三人稱，寫一個跟我個人生活不一樣的故事，因為陳金芳、安小男裡面都有一個人物是和我的生活環境相對融合的，就是大城市裡知識分子文化混混這種人，然後通過一個橋樑過去，去找與我不重合的人。《借命而生》全是與我不重合的人。我是以第三人稱寫與我不重合的人，我覺得這可能是一種成熟的方式。」

施占軍：光天化日下的蟬噪與暗夜長出的翅膀

《人民文學》主編施戰軍說：「我覺得有一句話可以概括石一楓，他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一種光天化日之下的蟬噪，在日常讀書思考的過程中，他的成長可以說是在暗夜裡面長出的翅膀。」

施戰軍對石一楓的創作脈絡進行了梳理，他談道：「《紅旗下的果兒》和《節節最愛聲光電》，寫的真是熱鬧又傷感。《節節最愛聲光電》寫的是大院的故事，寫一代人遭遇的各種各樣的事。後來我發現他一點點的在轉，那個時候他寫少女、寫20歲左右30歲以下的女性，寫得特別瘋狂，特別用心，形象都特別鮮明，後來慢慢的開始往年齡大了寫。《特別能戰鬥》的那個北京大媽苗秀華，《心靈外史》裡的大姨媽，開始往老年女性上用勁。」

石一楓

「石一楓有一個特點，寫男人基本都是不爭氣的，女人幾乎個個強有力，她們是可以打拼出來、可以繼續奮鬥的，男的基本上都衰掉了。但是他寫的不是他們的失敗，卻是寫怎麼能把一個人的勁破了，新的勁又長出來的過程。比如《戀戀北京》裡的趙曉提那個人物。」施占軍說。

《借命而生》中有一個關節點是《刑法》的修改，「法律變了之後，石一楓寫出那種生活變着法兒的弄人的感覺。他對人的那種心疼和體貼是非常令人省悟的，所以他的關鍵詞應該是在『生』上。生活的具體性上來講是生路，人怎麼找到他的生路的故事，同時還要有生命的價值。」施占軍說。

《借命而生》書封

宏大的主題與寫作的微妙

程永新認為，石一楓的小說中都是關於資本、階層、非法集資、信仰等宏大的主題，而他寫作時又常貼合着人物以很樸素的筆法來寫作，如《地球之眼》寫星羅密布的監控之下人沒有隱私，《借命而生》寫法律和社會中人的命運。「石一楓是沒有可能成為馮唐那種男神路線的作家了，他一步步地朝着陳忠實這樣一批傳統又腳踏實地的寫作走去。」

關於寫作，程永新認為「一個年輕作家不要那麼快的形成一種風格」，他也談道：「寫作一來要貼着人物寫注意細節，另外就是對於大的命題有關注。石一楓抓社會生活非常敏感的點就抓得很準確，就像一個現實主義的點穴師。像非法集資、像傳銷，這些東西在生活當中出現，我有的時候想為什麼其他作家不會去寫這些題材，可能他們也寫。只是沒有打到七寸上。」

程永新也指出《借命而生》的寫作可能需要一些多元化的色彩和精神幻想的元素。「比如說莫言如果完全跟陳忠實一樣的寫法，在今天來說他就不太可能拿到諾貝爾文學獎。到了今天，現實主義跟現代主義的結合是必不可少的。」

陳曉明也補充道：「我20年前問一個英國的作家，文學最重要的一個素質是什麼，他說是微妙，微妙的東西才是具有藝術性的。這看似跟中國對藝術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我們強調的還是思想的深刻性、時代性和現實性。如果對中國的今天的現實有一種貼近人物的把握，同時又能寫出微妙中的複雜性這就是一種比較理想的狀態。」

一雙捕捉時代人物的鷹眼

《十月》主編陳東捷認為：「《借命而生》是石一楓又一篇野心之作。許文革身上體現的是資本的某種當代人格，聰明進取蔑視規則，捷足先登一個時代的欲望與成功；杜湘東體現的是弱者出人頭地的盼頭、抗爭與悲憤。石一楓有一雙捕捉時代人物的鷹眼。」

陳東捷談道，《十月》與《當代》是兩個相比而言較為關注現實主義作品的文學雜誌。「但是19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來，現實主義作品做的完全不充分，很多作家寫現實寫的都是已經凝固掉的現實，石一楓的長處就是抓住當下最新鮮的現實。他把很多東西隨手就放在他的小說里，在其他的小說中是非常少見的。很多是報告文學用非虛構的形式去處理，但是那種處理非常粗糙，或者是一種主旋律的處理方式，或者是一種反腐的處理方式，都有一種先入的觀念主導着處理現實的風格。石一楓能夠用人物的命運感把現實串聯起來。」

石一楓的《地球之眼》有較強的寓意性，但是在《借命而生》中有了一種變化，他不再是直接面對現實來寫作，而是面對人。「這裡面的命運感比他之前的寫作更強烈，即兩個對手之間的命運感，這兩個對手是互為補充的在表達。」陳東捷談道，「《借命而生》從結構上來講，可以更簡練一點，把現實的元素和人和命運關聯的不是那麼緊密的地方做一點淡化的處理，小說讀起來會更流暢一些。因為中間有的時候突然冒出來一段現實，感覺跟人物有一點游離，但是總體來說人生的過程展現的還是很好的。」

邵燕君談道，現實小說的困境在於現實主義本質上是批判現實主義，現實主義小說在把握了現實之後能解決矛盾，能夠有一個信念推向高潮。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現實主義小說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我們的英雄不歡樂了，我們沒有能力讓處於困境的英雄最後歡樂，哪怕精神層面的。所以我們看到的後來的現實主義小說里都是慘澹的，比如《塗自強的個人悲傷》，最後用了一種非常巧妙的方式把故事推向了高潮。

「《借命而生》主題表面上看是姚斌彬和許文革之間的，事實上是杜湘東、姚斌彬+許文革之間的關係。恰恰是警察這樣一個體制限制了這個人，他的生命有兩個，一個是作為一個好的專業人士，另外是一個成功的概念，他的人生要突破、要精彩。杜湘東作為一個警察一直被限制在生活的局限里，這裡面的微妙感就是在好警察和好人互相牽扯之間，但是沒有人可以跳脫出來。杜湘東有欲望想成為一個好警察，想成為一個成功的人，但是他跳脫不出來。」邵燕君說。

研討會現場

兩個石一楓

吳玄認為有兩個「石一楓」：一個是早期的石一楓，一個是現在的石一楓。「早期的石一楓更好玩，他寫《不許眨眼》，以北大為背景寫三個男生和一個女生，女生出國回來後，追求她的三個男生她同時都約了見面，每個人都覺得是她單獨跟自己見面，結果到了現場是三個人同時見的，然後就開始唇槍舌劍。石一楓的才華就在三個男人聚在一起的時候充分的發揮出來了，那個時候的語言跟現在的語言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的石一楓是唾沫橫飛。」

「但是突然之間石一楓就變成一個經典作家了，從《世間已無陳金芳》開始的，然後是《地球之眼》、《借命而生》。《世間已無陳金芳》發表了不久，北大著名校友孟繁華剛剛病好了復出，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石一楓論，有一個著名的副標題叫《當下文學的新方向》。當時老孟請我也看一看，我就跟老孟討論，我說當下文學新方向這麼大的一個方向他能扛得住嗎？後來石一楓也來了，我們三個人開始談，石一楓表示扛得住。」吳玄說。

吳玄認為的石一楓從早期的王朔式對社會、對人生的冷嘲熱諷戲謔的態度，到了之後悲天憫人的狀態。「《借命而生》中，他塑造小警察杜湘東的故事時就懷着巨大的同情，這個人物的塑造，是石一楓對當下人物形象的貢獻。他為了追捕逃犯許文革，不斷的往姚斌彬娘家跑，這個事情具有多重性。一個是監視想發現線索，另外他確實又是個好人，看到姚斌彬受難的娘又不斷幫助她，好像就是自己的娘一樣。這個人物所有的行為都有多異性，一方面顯示他是個好人，一方面又顯示他是一個很惡的警察，其實人家沒犯什麼罪，非要把人家往死里整，一定要把他抓捕回來。石一楓跟傳統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在處理現實題材時候態度是非常不一樣的，像傳統的19世紀的經典作家是批判性的，但石一楓把批判性抽掉了，他把社會層面的批判轉成了對人性的關懷，這個轉換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當代》主編孔令燕表示：「《借命而生》是講警察抓小偷的故事，外在是這個，但是包裹的內核是價值追求，人生的意義。這是小說的根本，怎麼挖掘都不為過，而這在當下這個很多人喜歡小情緒的、小清新的、特別個人趣味的文學作品的環境中，尤為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