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小未的採訪幾乎是失敗的，14歲的少年拒絕回憶和童年有關的任何細節。當被問起在那間出租屋裡發生的往事時，他一概以「忘了」作答。只有一次例外，我問小未是否見過媽媽吸毒，少年陷入沉默，輕輕嗯了一聲。
小未的媽媽是一名長期吸毒人員，在其強制戒毒的兩年多期間，小未被送往上海市兒童臨時看護中心接受專業照料。在這裡，小未從一個自我封閉的困境兒童，成長為對世界充滿好奇的青春少年。
7月的一天，我在兒護中心見到小未，如果不出意外，兩個月後，他的親生母親將從上海的戒毒所走出，重返社會，小未也將結束在兒護中心的生活，重新回歸家庭。
當我問起小未是否願意回到母親身邊時，少年猶豫了：「想留在這，也想離開這。」
橫亘在小未與原生家庭之間的，遠比一道家門更為沉重。
隱秘的角落
記憶簡單而模糊，一個曖昧不清的下午，十多平方米的出租屋裡狹小昏暗，一盞孤零零的白熾燈下，並排擺着兩張小床。小未躺在角落裡，用母親給的手機玩着遊戲，母親在床邊吸食着毒品。
尚不知道毒品概念的小未，直覺感到媽媽在做「不好的事」，有一瞬間他想阻止，但沉迷手機遊戲的他最終沒有聲張，伴隨着迷幻的遊戲音效，毒品的氣味在房間裡瀰漫。
人生前12年，小未跟着吸毒的母親過着居無定所的日子，睡過公園和橋洞，更多時候是在出租屋之間輾轉騰挪，像打一場又一場的「游擊戰」，只要落定，小未就不再踏出房門一步，印象中只跟着母親去過一次超市。
與外界唯一的實際聯繫只有外賣。為了防止小未與外界接觸，母親每次都親自下樓取好再送到小未身邊。因為小未愛吃油炸食品，外賣多是炸雞漢堡等，加之終日在家缺乏運動，導致小未過度肥胖，常感到腿腳無力，精神頹廢。
沉默的母親並不在意這些，儘管因雙親去世，她在這個世界上只剩小未這一個親人，但她很少和小未說話，並將這種缺乏互動的親子關係歸因於小孩的「自閉」。小未母親也從未考慮過給他上戶口，讓其進入學校接受教育，這導致小未沒有同齡朋友和社交生活，甚至連「朋友」一詞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
在隱秘的角落裡，小未只好通宵玩遊戲，玩累了就一部接一部地看電影，有一陣，他愛上了林振英飾演的殭屍片和種種詭異的都市傳說，不僅不害怕，反而覺得「很刺激」。聊到這些話題時，小未興致很高，周星馳、林振英、狄龍、爾冬陞……報菜名般說出來。
從出生起，小未就沒見過父親。據母親說，父親早年因販毒已被槍斃。吸毒者一般都有自己的「毒友圈」，一位和母親年紀差不多的「叔叔」偶爾會來出租屋，充當着部分父親的角色，雖然交流不多，這位叔叔偶爾也會給小未買些零食。「他人挺好的。」小未說。
哪怕是離開了那間出租屋，小未一直覺得，那位叔叔「人挺好的」，可正是這位獲得了少年好感的叔叔，在小未母親進行毒品交易被抓獲幾天後，將小未丟棄在了派出所門口，自己消失不見了。
巧合的是，小未被拋棄的地方，正是不久前抓獲小未媽媽的派出所，當民警發現小未時，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自稱「寶寶」，「想找媽媽」。經親子鑑定，小未和其母親的關係得以確定。當民警質問小未母親時，一無所知的她仍以為孩子一直由毒友很好地照顧着。
扮演的家長
2018年9月，小未被送入位於府村路500號的上海市兒童臨時看護中心。這裡是全國首家，也是唯一一家開展疑似棄兒臨時照料的兒童福利機構。從2017年開始，中心開始承擔因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而陷入困境的兒童的臨時救助保護工作。
近年來，兒護中心每年都要接收20多名困境兒童，平均年齡在四五歲。中心社會服務科科長鄭會芳的感受是，從兩年前開始，中心接收的困境兒童數量已經反超棄兒數量，其中吸毒家庭困境兒童占到一半以上。
對於為何會被送到這裡，孩子們有各自天真的理解。有孩子說：「媽媽出差了，讓我在『幼兒園』等她回來。也有孩子說：「媽媽犯了一點小錯誤去學習了，說學習好了就會來接我。」鄭會芳和同事一般都順着孩子的話說，不會刻意告訴他家長在戒毒。
只有小未是個例外。被送進兒護中心時，他已經12歲，雖然心裡清楚母親被送去了戒毒所，但多年的封閉生活，讓他喪失了基本的社交能力，只是耷拉着腦袋，一句話不說，入院體檢時，差點被醫生鑑定為智力低下。
「像個小老頭。」這是中心保育員對小未的第一印象。雖然能夠聽懂基本的指令，但小未不會表達需求，讓他坐下就坐下，讓他站着就站着，完全沒有同齡小朋友的精神狀態。
中心工作人員只好一點點鼓勵小未勇敢表達需求，細化到想喝什麼水，想吃什麼飯，想穿什麼顏色的衣服，每當小未願意開口時，儘量滿足其合理訴求。
兒護中心為孩子提供的課外書籍（顧傑 攝）
某種程度上，小未的回家路，在進入兒護中心的第一天起，已經啟動。
為了給孩子將來回歸家庭做準備，中心成立了專門的社工小組，通過帶孩子們坐地鐵、到圖書館借書、去超市買東西等方式，讓他們掌握社會常識、認識世界。
鄭會芳感到自己和小未第一次拉近距離是在去年春節。她和同事帶着孩子們去南京路步行街買新衣服，等到所有小朋友都買好了衣服，不說話的小未依然沒選到自己喜歡的衣服。
察覺到小未的情緒，鄭會芳沒隨意應付，囑咐同事照顧好其他小孩，她帶着小未兩人在南京路上一家家逛，直到挑選到小未喜歡的一件紅色羽絨服，知道小未喜歡白色，她還特意幫他買了件白T恤。
雖然走得很累，小未卻特別開心，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的意見真正得到了尊重，而以前並沒有人會這麼在意他的感受，哪怕是他的親生母親。
「某種意義上，中心一對一的服務模式，模擬着『類家庭』的功能，生活老師無形中扮演了家長的角色，這也是為其回歸家庭所做的一種鋪墊。」兒護中心主任陶頌華說。
遲到的課桌
「小未不可能永遠待在兒護中心，總有一天，他要走進真正的校園。」這是兒護中心所有人的共識，只是與其他低齡兒童相比，教育問題在小未身上更為迫切——14歲的小未是兒護中心年齡最大的孩子，剛到中心時，他沒有上過一天學，而他的同齡人已經在念初中。
鄭會芳諮詢過相關機構，入學前，學校會安排能力測試，很顯然，和其他孩子相比，小未沒有任何優勢，為小未補課的計劃提上日程。「我們希望他的測試分能夠儘量高一點，能補一點就多補一點。」
中心三樓活動區，陽光從南面窗戶灑進來，落在專屬於小未的課桌上，課桌邊擺着兩張椅子。這是每天社工為小未補課的地方，在二樓生活區小未的房間裡，同樣有一套他專屬的課桌椅，方便課後複習。中心還專門採購了和外面學校相同的教材，一年多的時間，小未已經從一年級的拼音學到三年級的語數外。
在三樓活動區，有張專屬於小未的課桌（顧傑 攝）
雖然沒正式上過學，但小未的自學能力很強，通過摸索，他學會了查字典，一本志願者捐獻的《新華字典》已經被他翻爛，從太空黑洞到武俠懸疑，一個從未見識過的世界在小未面前緩緩打開。
漸漸地，只要遇到不明白的問題，小未就抓着工作人員問，有次竟把一位復旦來的大學生志願者給問住了。「簡直是行走的十萬個為什麼。」鄭會芳笑說。
有一陣，小未看到鄭會芳辦公室掛曆上印的古詩詞，着了迷，向她要來，查字典背。這讓鄭會芳很意外，問他，他說「讀起來很好聽，韻律很好。」小未讀到的第一首詩歌是李白的《將進酒》。採訪中，一向沉默的小未全文背誦了這首長詩，頗有幾分豪氣。
發現小未的興趣後，中心為他採購了相關書籍，還買了長衫大褂，鼓勵他在春節聯歡會上登台表演。種種表現，讓鄭會芳既高興又遺憾，「如果他一開始就能正常上學的話，會是個多優秀的孩子！」
相處近兩年，鄭會芳並不覺得小未有任何智力缺陷。他喜歡和人辯論，反應極快，甚至有時候會帶些頑皮地進行狡辯，這和中心內真正智力低下的孩子的狀態完全不一樣。
不過鄭會芳也承認，和同齡人相比，由於沒有獲得適時的學校教育，加之家庭教育缺失，小未的智力開發仍然受到了一定影響。「這是社會環境缺失造成的悲劇，而悲劇的根源就是毒品。」
正因對毒品的危害有直觀體會，兒護中心為孩子們特意設置了禁毒宣傳課程。大屏幕上，各類毒品的卡通圖片被展示出來，社工指着讓孩子辨認，四五歲的孩子已經能立刻分辨出不同毒品的特點。
或許是想起了那個昏暗的下午，個子最高的小未站在教室最後，看着屏幕上的毒品一言不發。
無效的證明
小未的故事因其典型而被兒護中心的社工作為案例加以研究。在報告的最後一頁，研究人員寫道：對困境兒童越早介入，越能將不利影響降到最低，但類似小未這樣的無戶籍兒童，如何儘早發現並納入監管範圍，仍有待探索。
從事兒童保護工作多年的復旦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趙芳曾做過一項上海地區困境兒童的調查，發現非婚生子和無戶籍的情況在吸毒人員家庭子女中較為普遍，無論是教育系統還是社區居委，都很難進行追蹤和監管。
「能進入政府視線的困境兒童，通過一人一檔制度，一般都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最怕的是那些沒有能夠納入進來的孩子，很難發現，這是最大的問題。」鄭會芳說。
在中心開展的主題活動中，社工帶領困境兒童學習刷牙等生活常識（市兒護中心 供圖）
在小未的案例中，由於沒有戶籍，加之終日被關在家裡，社區甚至沒有一人知道這個孩子的存在。
小未的案例也引起了趙芳的注意。在她看來，困境兒童的識別本身就是個很困難的工作。「有些評估有客觀指標，但有些評估僅依靠指標並不準確，還是需要專業社工力量介入，通過上門訪問對家庭做評估，並建立一對一機制。」
鄭會芳曾遇到過這樣一個案例，母親被強制戒毒後，10歲的姐姐和3歲的弟弟被遺忘在出租屋裡，他們向外界求救過，但沒人真正注意。「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人們覺得這是家庭內部的事，外人不好插手，還是應該加大宣傳，鄰居、房東看到疑似困境兒童要有報告的意識。」
在趙芳看來，沒有戶籍更會造成對兒童後續權利的侵害，成為困境兒童「回家路」上的阻礙。
「沒有戶口，孩子就無法打防疫針，無法獲得每月1900元的補助，更無法上學，14歲的小未沒有讀過書，你怎麼還給他一個童年？他已經不可能重新來過。」
但上戶口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很多非婚生子的吸毒人員自己就沒有戶口，談何給孩子上戶口？「兒童保護強調兒童利益的最大化，非婚生子並不是孩子造成的，若按正常流程走很難推進，或許各相關部門可以探索建立聯合協商制度。」趙芳建議。
給小未上戶口的過程或許可視為一次艱難的探索。
辦理戶口需要出生證明，而當年在醫院生產時，小未母親為規避吸毒風險，使用了假名，且具體姓名和日期已經遺忘，鄭會芳和同事在醫院的出生記錄中翻找了半天，仍一無所獲。
好在，通過公安部門指紋比對，查到了符合條件的出生記錄，但醫院表示，由於母親留下的姓名和其身份證上的名字不符，以及父親身份無法查明，不能為小未開具出生證明。
可戶口不能不上。小未媽媽只好在戒毒所寫下一份聲明，證明當年留在出生記錄上的父母姓名都是編造的，根據這份聲明，醫院最終出具了一份「不能出具出生證明的證明」，只用於此次辦理戶口使用，並且，小未此生將再也無法開具出生證明。
負責辦理戶口的相關部門告訴兒護中心，將會把小未當成特殊案例加以研究。目前，中心仍在等待回應，如果一切順利，小未將在母親戒毒結束那天，拿到缺失了14年的戶口。
最好的歸途
不久前，鄭會芳去戒毒所見了一次小未的母親。鄭會芳告訴她，小未現在學會了查字典，愛背詩歌，性格也開朗了很多，最近中心在幫他辦理戶口，將來有望回歸學校。
說到一半時，小未母親流淚了，悄悄抹去了眼角的淚痕。
「我想，她對孩子還是有感情的吧。」鄭會芳想起小未曾告訴她的一個細節：在那間出租屋裡，由於沒有錢，母親經常自己泡方便麵吃，卻給他點各種外賣，她看着小未吃完，再把他吃剩的吃掉。
工作人員曾問過小未母親，是否願意放棄監護權，她沒同意。「我50多歲，已經沒有父母親戚，只剩下這個孩子可以依靠了。」
對困境兒童來說，兒護中心只是他們漫長的生命中一段特殊的時光。陶頌華將其比作臨時停靠的港灣，「孩子最後還是要遠航的，或者回到父母身邊，或者進入福利機構，或者送給更合適的監護人」。
針對剛入院的困境兒童，社工開展陪伴、面談、心理疏導等個案服務（市兒護中心 供圖）
歸途不止一條，但多年的案例研究讓趙芳知道，困境兒童回歸原生家庭是最好的結果，其承擔的撫育環境是其他途徑無法提供的。如果原生家庭真的回不去，通過收養程序重新進入「類家庭」也可以接受。「不論如何，孩子應該在家庭中成長。」
兩年多來，兒護中心共接收了困境兒童40餘名，幫助其中30餘名兒童回歸了原生家庭。
現在，最讓陶頌華擔憂的，是孩子回歸原生家庭以後怎麼辦。「如果家庭沒有根本性的變化，我這顆心是放不下的。」這份擔憂有很現實的考量。趙芳告訴我，她掌握的吸毒家庭案例中，復吸率並不低，孩子回歸家庭後重新陷入困境的案例並不鮮見。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在兒護中心，困境兒童回歸家庭後，按規定需進行定期跟蹤回訪，評估兒童現狀。但尷尬的是，很多孩子被帶走後，家長不願意和中心保持聯絡。「其實孩子是希望和我們保持聯繫的，但跟蹤不到，確實很被動。」
最讓鄭會芳耿耿於懷的，是上個月前剛送走的一名外省市男孩小甘，被送進中心時，小甘只有5歲，他在這裡度過了兩年時光。「下次你們看電影，還要叫我呀！我回家後沒有零食，幫我郵一點來吧！」想起小甘臨走前的這番囑咐，鄭會芳依然感觸頗深。
臨走前，社工們還特意製作了一本記錄小甘在中心成長點滴的相冊，希望他帶回老家留作紀念，但小甘的媽媽並沒有接受，隨手扔在了一邊。「可能是她不願意孩子回憶起在這裡的這段經歷吧。」鄭會芳這麼說服自己。
小甘回東北老家的當天，鄭會芳沒忍住，給小甘媽媽打了個電話，想問問孩子的情況，電話通了，卻一直沒人接。「所以你看，我們這兒是個情感上跌宕起伏很大的地方。」陶頌華苦笑道。
唯一的目的
今年9月，小未母親強制戒毒期將滿。為了讓小未有心理準備，這段時間，中心工作人員有意無意地向他透露，媽媽不久就會來接你走，這似乎讓小未有些不安，他第一次和社工說起了對家庭生活的感受：「太孤獨了。」
「從感情上，小未對於回到媽媽身邊並不排斥，但我們也感覺到，他對今後的生活是有擔憂的。」陶頌華想起小未曾問她借過一套《福爾摩斯探案集》，借着字典手不釋捲地讀了下來。「回到家庭後，小未的媽媽能否滿足他在知識上的這種需求？我是很擔憂的。」
「吸毒者本身照顧孩子的能力就較差，沒辦法回應孩子的需求，這在社會工作上叫作『忽視』，一旦進入吸毒狀態，甚至可能會對孩子造成暴力傷害。」在趙芳看來，機構把孩子還給其父母之前，一定要確認原生家庭已恢復養育孩子的職能，否則不僅不能把孩子送還，還要幫助這個家庭恢復功能。
「如果是家庭教育能力不足的問題，就需要提供親職教育（註：對家長進行的如何成為一個合格稱職的好家長的專門化教育），如果是因家長失業陷入困境，就應該提供相關的職業培訓，幫助其找到工作。」趙芳坦言，目前這方面的相關政策仍有待完善。
說起小未的案例，上海市民政局兒童福利處處長陶繼民也頗有感觸：「對於小未回歸家庭的探討，我覺得很有意義。」
在陶繼民看來，如果小未能再次回歸家庭生活，所在社區應加強跟蹤回訪，街道或區民政局也應定期對家庭監護狀況進行監測或評估，市兒護中心的社工可以共同參與，幫助小未解決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不過，他也坦言，目前對家庭監護的干預還存在一些障礙，可能會面臨家長拒絕接受干預的問題。他建議，對於曾經出現過監護缺失或監護不當情形的家庭，應通過完善法律法規，賦權未成年人保護的相關部門主動介入。
令人欣慰的是，就在今年6月，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二審稿在對相關部門的法律支持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
與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相比，修訂草案新增了「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發現不利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情形，都有權勸阻、制止或者向有關部門提出檢舉、控告。」等內容。
陶繼民告訴我，這一法律的修訂，意味着從傳統單一的家庭親權向國家親權（註：指當未成年的父母沒有適當履行其義務時，國家理所當然地介入其中，代替不稱職或無計可施的父母，以未成年人監護人的身份行使親權）的加強。也就是說，家庭責任依然是首要和不可動搖的，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開始干預家務事。
這也意味着，「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落後觀念將逐漸淘汰，發生在隱秘角落裡的少年身上的悲劇，將更多地被看到、被干預、被終止。
「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確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小未、小甘為化名）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原創稿件，轉載請註明出處
作者：顧傑
微信編輯：泰妮
校對：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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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有關注，真的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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