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神童變成普通人之後

本篇文章收錄於百家號精品欄目#百家故事#中，本主題將聚集全平台的優質故事內容。讀百家故事，品百味人生。。

魏永康短暫的一生，或許有兩個階段——成為「神童」和回歸普通人。關於神童的部分，充滿惋惜和爭議。成為普通人，也很艱辛。當社會開始摒棄神童狂想，願意接受「回歸普通人」的敘事時，魏永康的生命戛然而止。那些隱藏在他生命里的心事和創傷，也隨着他的離去，成為永久的秘密。

文｜林秋銘

編輯｜楚明

圖｜受訪者提供（特殊標註除外）

遺忘

一則訃告登上了熱搜。

訃告由逝者的妻子發布在論壇：「魏永康1983年6月17出生在湖南華容，2021年11月9日突發疾病與世長辭。……茲定於2021年11月18日上午於湖南隆回出殯下葬。」它被轉化為話題「38歲東方神童逝世」，扎在了熱搜榜中。人們開始追憶，魏永康是誰。

簡短的訃告未曾提起的內容是，從兒時起，魏永康就被稱為「東方神童」，在家鄉湖南華容縣聲名大噪。因為早慧，他跳躍式地完成了前半段的成長曆程：4歲上小學，三年的時間完成了小學六年的課程，13歲進入湘潭大學物理系，17歲獲得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碩博連讀資格。但在20歲那年，魏永康沒能順利升博，因為未能及時提交論文以及生活自理問題，他被中科院勒令退學。38歲這年，魏永康在吉林離世，初步認定為心肌梗塞造成猝死。

596分。20多年後，母親曾學梅依然清晰記得魏永康在1996年高考的分數。加上他得的獎，總分是602分。這還是他帶病考的試，她至今依然篤定，「要是不帶病，他能考到700分以上」。也是在那個高考結束的夏天，一名記者闖進了魏永康的家裡，跟蹤報道「神童」。

1995年前後，中國掀起了一陣「神童熱」，這場熱潮一直持續到新世紀。一批「天才少年」被人熟知——「中國第一神童」寧鉑，10歲考入大學、16歲成為博士的神童張炘煬，14歲考上大學的王思涵等。武漢大學少年超智班甚至錄取過一位學員津津，進入大學那年僅僅5歲。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等國內12所高校曾經都辦過少年班，以吸納這些超常兒童。

公眾迷戀「超常兒童」的神話，企圖從中尋找借鑑的可能。浪潮在更大範圍盪開。在北京，有人發起付費的「神童製造計劃」，邀請有財力的家長一起「改造孩子」；香港教育署曾經擬培訓1000名「超級神童」，通過師資、機制加速「神童」成才。神童的標準成了「完成超齡的學習任務」，更顯性的標準成為「多少歲考上了大學」。13歲就得以考上湘潭大學的魏永康成了被聚焦的樣本之一，他的每一寸生活細節都被暴露在審視之中，和「神童」的頭銜捆綁在一起。

曾學梅記得很清楚，2歲零3個月，魏永康已經學會兩位數的加減乘除法。不到4歲，六年級的數學知識也學得穩穩噹噹。她決定帶魏永康去報名小學。在華容，接觸過魏永康的老師、親人，都能說出幾個證明他早慧的事例。學校的數學老師叫他「小計算器」，七位數與七位數相乘，他從辦公室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就能馬上算出來。

在姜磊的印象里，表哥魏永康內向、沉悶，卻聰明至極。小時候，姜磊和魏永康去街上看別人擺圍棋棋局，十塊錢一局，魏永康每次都能贏，把擺攤的人都嚇壞了。魏永康不知道這是賭棋，姜磊偷偷在一邊收錢。為了測試表哥的計算能力，姜磊讓他做6位數的乘法，看着報紙，他們按計算器，「他能比計算器算得還快！」

在人生的後半程，魏永康成為一名普通的軟件工程師，他被歸納到「神童隕落」的序列中。公眾從狂熱中甦醒過來，摒棄了神童敘事。教育熱詞如今被替換成了「雞娃」「雙減」等，「神童」「超常兒童」這些詞語被遺留在了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時間遺忘了那群資優的孩子。

魏永康猝然離開以後，朋友們開始回望他的一生，企圖在其中發現可以拯救他的時機。劉曲波想象，如果魏永康能夠進科研機構，而不是做一個四處流轉的程序員，不至於常年坐着，沒有時間運動，他會不會有個更好的身體？他的人生會不會輕鬆一些？

「他根本不是一個貪圖享樂的人，他出身在一個平民家庭，一直很努力地去生活。可能他以前表現出來的行為和正常人不太一樣，沒有被普通大眾快速接納，才導致他沒有被放在最應該挖掘他的潛力的崗位上去。」湘大同學屈劍宇說，「對於這樣一個特別的同學，我並沒有完全盡到我的責任，這讓我們都感到自責。」

這種自責瀰漫在同學群里。魏永康下葬那天，湘大的老同學們在曾經和他聚餐的餐廳里喝酒，大家都悶悶不樂。「我總是以為，以他的才智，會拿着很高的薪水，過上一種金領的生活。我們所有同學都是這麼認為的。直到今年，我才知道他的具體情況。我們都忽略了他。」劉曲波說，「他的才能不應該被糟蹋，他應該留在那些科研單位搞基礎研究的。但凡我們去聯繫湘大，我相信湘大會給他敞開這個門。所以我們有責任，我們為什麼不去幫幫他。」可是該怎麼幫，應該在什麼節點幫助他，劉曲波和屈劍宇也不知曉。

大約近15年的時間，魏永康和家人沒有接受過任何採訪，和魏永康保持聯繫的朋友馬海仍會在網上看到和魏永康有關的文章。那些文章是由各處的資料反覆拼貼來的。每個月、每個季度、每一年，馬海會收到朋友發來和魏永康有關的文章，又在報道他，又在議論他，「這讓他覺得自己不成材，是不是對不起社會，對不起家人」。

「他真的是帶着一個謎走了，這個傢伙，你要是留點貢獻，留點什麼東西也好，什麼都沒留下。」電話那頭，劉曲波長嘆了一口氣。

魏永康（右二）和同學們

保護

讀湘大那幾年，屈劍宇睡在魏永康上鋪。他們相差六七歲，魏永康身高差了其他同學一大截，不太愛說話，靦腆，說話時「眼睛睜得很大」。他喊魏永康去打球、打撲克，魏永康不想去，悶頭在圖書館裡看書。他幾乎把湘潭大學圖書館所有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書翻閱過一遍。「他了解的東西比我們要更深，所以我們很多時候聊不起來。」

屈劍宇從長沙老家帶來醃製的魚乾，魏永康一手抓着書，一手抓着熟食包裝，任由魚乾的紅油從下巴流下來，滴在衣服和被子上，紅紅黃黃染了一片，「你說一個正常的孩子，他會不去擦嗎？他不會關心這些東西，他只在意眼前的書。」魚乾又辣又咸，魏永康拼命喝水，有一個專用的水壺擺在桌前。

在屈劍宇的記憶里，魏永康就是這樣，喝水，看書，喝水，看書。

魏永康缺席了很多活動。屈劍宇和同學們兼職做家教、賣飲料，去其他大學串門，過着一種典型的大學生生活，魏永康保持着四點一線的活動，寢室、教室、圖書館，再遠一些，是曾學梅在學校里的住處。屈劍宇有些懊悔，「如果我當時把他當作神童去對待，帶着他去做點什麼事，是不是有可能他會變得不一樣？」

魏永康有時穿錯了鞋子，或者擠錯了牙膏，同學沒有埋怨他。「他那時候才13歲，還是個孩子，能苛求他什麼呢？」屈劍宇這麼說。

他周末住在曾學梅的住處，往返要半小時的時間，總有四五個同學帶着他，怕他迷路。他去食堂打飯，都是跳着走的，曾學梅遠遠看到兒子，1米4的個子蹦蹦跳跳，「像只小鳥一樣」。他考去中科院時是全國專業第二，湘大的同學們開心地把他往空中拋，「大家都好喜歡他的」。

這和他在初高中時受到的長期欺侮不同。8歲的他在上初一時包攬了所有理科考試的第一名和校內競賽的一等獎，校長允許他從初一跳到初三。初三的那一年，他遭受到班上同學的排擠。為了躲避毆打，他常常去老師的小辦公室上課。高一升學考試，後桌的同學讓他把試卷往下挪，吊下來給他們看，魏永康不願意，考試結束又挨了打。下課鈴一響，他總是第一個沖向廁所，同學們在後面追，追上了，他們一人一下重重拍他的腦袋。他身上有傷，不願意讓曾學梅為他洗澡。一直到高考以前，這樣的霸凌都未曾結束。

在湘大，他從來沒有親手疊過被子和衣服，都是曾學梅為他打點一切。每個星期天，曾學梅會去他寢室拿衣服和被單回來清洗，他的頭都是曾學梅給洗的。「我跟他講，如果這些事不會做，將來如果讀博士，讀博士後，當了科學家有錢了，我可以請保姆幫忙給你搞，你搞你的事業，家務事你不要管。」曾學梅這麼解釋自己對魏永康的保護。

每位受訪者形容與魏永康的關係時，都用到了「弟弟」這個詞。魏永康的年齡總是與周遭的同學、朋友錯位，他們以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身份相處。魏永康沒有同齡的朋友。直到畢業那年，17歲的魏永康才跟上眾人成長的節奏，和他的同學們漸漸有話說，笑容多了。「他對愛情也開始有了萌動，他想談戀愛了。」屈劍宇注意到，魏永康開始有勇氣接近女生，找機會和女生借書、講話。但是這個過程很短暫，很快，他們都逐一離開湘大校園，他很少再聽到魏永康的消息。

出走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員施建農在採訪中介紹魏永康當時在中科院時的情況：「老師和學生之間沒法溝通，徹底沒法溝通，沒法按照科研人員要求的那種方式去行事，老師有些選題，希望他能做的他又不能完成。」

生活無法自理的證明是，一年四季，魏永康都只套着一雙拖鞋。全國鬧了非典，他遲遲不去領口罩。魏永康在湘大保持的生活慣性在這裡已經不適用，同學和老師們不再特別關照他，他還未適應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節奏。

由於導師出國，提交碩士論文的時間發生了改動，魏永康沒當回事，以為會統一通知，這則被張貼在公告欄里的消息被他忽略了。他因此錯過了提交論文的時間，被取消了碩博連讀的資格，同時，讀了三年碩士的魏永康無法獲得碩士學位證書。學校讓曾學梅來北京把魏永康接回去，勸退的理由是，「生活自理能力差」和「不適應中科院的知識結構」。

到北京見到兒子，曾學梅生了氣，「我說永康啊，這麼好的條件你為什麼不爭氣？」魏永康一聽哭了，曾學梅也跟着哭。他們打包行李回到湖南老家，在華容，魏永康補寫了論文，卻被中科院堅決拒收，得到的回覆是，論文提交的時間早已經過了，不能單獨為他審閱論文。魏永康失去了最後一次返回中科院的機會。

魏永康在家裡坐不住，他有時候會獨自出門，但又馬上回家，前後只有一刻鐘，「你還有什麼臉到街上去？到街上去，人家問你，你怎麼回答？」曾學梅問他，「論文不收能怎麼辦？你如果再跑出去，你只有死路一條了，你只有死掉算了！」

馬海記得，那時候魏永康的笑容很木訥、乾巴巴的，是一種「神經兮兮」的笑容。「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讓他快樂起來。」這個朋友說。當時，縣城裡沒有單獨的空間，他們決定去網吧聊聊天，選了兩個卡座坐下。馬海想打開電腦卻被魏永康用手擋住了屏幕，「哥哥，我怕，我不敢看。」他害怕看到和自己有關的新聞，那些有關「神童」「傷仲永」的字眼讓他心慌。那天，他們對着兩塊黑色的屏幕聊了3個小時。

馬海從岳陽回長沙，無意中在車站看到魏永康也出現在車站。他沒有多想，以為魏永康去長沙探望親戚。分別以後，魏永康消失了整整45天。他們後來才知道，他身上帶着給媽媽買菜時偷偷存下的500塊錢，走了十幾個城市。在那45天裡，媒體依然緊追不捨，一個當地教育台的記者一直在追着魏永康的行蹤。馬海會在半夜3點接到記者的電話，對方問他魏永康去哪兒了。他們懷疑，是馬海把「神童」藏了起來。

「實際上，它是一個自我意識覺醒的標誌，是自立的一種願望，這不見得是一件壞事，它是追求新生活的一種信號。」施建農在2006年的一次採訪中提到，「他一直想擺脫母親對他所謂的影響，卻又擺脫不了。表面上來講，可能是由他母親一手造就了她孩子現在這樣的現象。但是如果深層次看他的背景的話，你會發現，它是時代的一個產物，這就是教育過程里的一種失誤。沒有培養他的同情、體驗。他對媽媽的愛是在迫於母親的威嚴、壓力下成長起來的。」

誰也不知道魏永康在這45天裡具體經歷了什麼。他的其中一站在廣西北海，那天他去海邊玩，怕水打濕口袋裡的錢，把錢放在了岸上，回來發現三百塊錢不見了。逃離必須告一段落，他在廣州增城區的一家網吧給大學同學劉曲波留言，請求她的幫助。得到劉曲波的住址後，魏永康一路步行，從廣州增城不間歇地走到了她所在的東莞，走了一天一夜。

一路上，他靠着樹睡覺，沒有錢買水，口渴得不行。和劉曲波見面時，他一口氣喝了七八杯水。他還是親和地喊劉曲波「姐姐」。他的頭髮長得很長，劉曲波帶着他去理髮，他在理髮店的椅子上睡着了。換下的衣服又髒又厚，劉曲波洗都洗不動，只能送去另一個有洗衣機的同學家里。擔心他沒有回家的路費，劉曲波塞給他1000多塊錢，是她一個月的工資。

那次見面，魏永康只是提了一嘴，自己被中科院退學，沒有再說其他。劉曲波想，即使沒有中科院，也會有其他科研機構來接納這位天才少年，「當時那些負面新聞搞得他就一蹶不振了，可能他覺得不好意思，不懂得去向我們發出呼救信號」。

劉曲波說：「我們沒有感受到啊。」

媽媽

魏永康的母親曾學梅已經68歲了。她梳一頭妥帖的短髮，髮絲全白了。這位老媽媽如今疾病纏身，冠心病、腦梗塞折磨着她，一次意外導致她的腦部凹陷下去一塊，後來又患上一種名為旋風症的耳病，有七八種聲音在耳朵里轟鳴。她說，自己有一半腦血管發生了堵塞，「就像一個椰子一樣」。說着，她敲了敲自己的腦袋。

說起英年早逝的兒子魏永康，曾學梅情緒激動。她的耳朵已經近乎失聰，來訪者和她只能通過一本作業本溝通。這絲毫不干擾她的講述。曾學梅從她的生產講起，再講到永康的逝去，聲音洪亮，始終沒有停過。3個小時過去了，她的嘴角起了一小塊白沫。

「為什麼大家不能對他寬容一點？他完全可能（有）成就的。」曾學梅說，「只能說天妒英才，也是一個人的命運了。要是不發表那些報道，說傷仲永啊，對他心靈有壓力啊。如果好好鼓勵他，給他機會，他的路可能就不一樣。」

2003年，馬海第一次在華容見到這對母子。滿臉疲態的曾學梅把馬海拉到一邊，「馬海，我不瞞你講，我都想把永康抱着死了算了」。

在北京，馬海喜歡在高校里聽物理學家們的演講。每聽一場，他就把演講筆記寄給魏永康，給他買楊振寧的書，他鼓勵魏永康，你不僅本科畢業要往上走，還要去北京。給馬海回信的大多是曾學梅，她和馬海共同暢想着魏永康的未來，滿滿兩頁信紙，描寫了和北京有關的理想的一切。魏永康只是偶爾回復幾句，「感謝哥哥」。

魏永康在中科院的幾年，也是父親魏炳南病得最嚴重的時候，曾學梅當時已經下崗，沒有了生活來源，這個家庭陷入了一種絕境。在魏永康因「神童」聞名的那幾年，她曾經洋洋灑灑在紙上寫了4萬字教育感想，又在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學的那個春夏之交，被她一把火全燒了。鄰居看見了喊，「曾學梅發瘋啦！在燒書啦！」

神童「隕落」，使得母親曾學梅成了那個被討伐的對象，新聞報道開始探討父母不恰當的教育對早慧兒童的壓榨、索取。他們指責曾學梅的早教方式不合理，她控制了魏永康的一切生活起居和人際關係，以及在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學以後，她逼迫他「跳樓」。「魏永康的母親害了他」「神童母親曾學梅懺悔」等字眼刺得她不敢再看新聞。

曾學梅向每一位來訪的記者說明，大多數報道是失真的。她記得，自己只是偶爾給永康夾過一次肉，被串門的同事撞見，就被誤解成「魏永康上高中了，母親還給他餵飯」。她解釋，魏永康的腳掌較大，穿普通的鞋硌腳，穿拖鞋更自在舒服。不願意戴口罩，是出於魏永康對身體健康的自信，覺得自己體質好，不會生病。

她還說，當年魏永康被中科院退學後，沒有像報道里寫的那樣「喊他去死」，沒有罵他「去跳樓」。在他離家出走後，她說的那句「你如果再跑出去，你只有死路一條了，你只有死掉算了！」，也是一句「氣話」。

也是在2006年，馬海在一位記者的引薦下，帶魏永康上了《實話實說》節目。錄製之前，魏永康請求，不要和媽媽同台。最後，那場節目是馬海帶着他錄完的，曾學梅坐在台下望着他。「你說他恨媽媽嗎？其實沒有，只是他看了一些報道對媽媽產生了誤解，和媽媽變得冷淡一些。」作為這段母子關係的旁觀者，馬海認為他們在某個節點應該已經達成和解。例如，魏永康得到了珠海的一份不錯的工作後，他把母親接到珠海，見面時抱住了她，表示出久違又短暫的親昵。

但母子之間的交流很少，兩人沒有添加彼此的微信。曾學梅希望了解魏永康的近況時，總是得不到回復，只能通過馬海傳達，馬海再把自己和魏永康的聊天記錄一一截圖發給她。工作以後，魏永康偶爾和曾學梅發短信，在消息的末尾，他會加上一句，「保重，媽媽，不要再想過去那些事」。

「過去」難以從曾學梅的記憶里消失。在她看來，早慧的孩子是上天送給她的一份「禮物」，「是天上的神仙到我這裡」。

1977年全國恢復高考，考慮到貧苦的家庭，農村出身的曾學梅放棄了考試。高中畢業後，有人為她介紹工作，照顧殘疾軍人。借着這個工作，她可以到城市生活，也有了穩定的生活補貼。兩年後，她和魏永康的父親魏炳南結婚。

因為殘疾癱瘓，魏炳南在床上待了數十年。魏炳南解手要花費四到五個小時，糞便一點點滴下來，曾學梅就在旁邊等着。每一天，她都需要為魏炳南盥洗潰爛、泛着腥臭的傷口，一直到2009年魏炳南去世。

曾學梅在1980年跟着丈夫回了原籍湖南華容，被安排在一家國營飲食公司上班。同事陳瓊英佩服她，其他同事都是靠「關係」進來的，曾學梅是靠着自己生生考進來的，成績是第二名。曾學梅熱愛寫詩、閱讀，家裡的牆壁上刻滿了她的詩句。把櫃檯的事情做完，她才有供自己讀書的時間，陳瓊英負責的櫃檯在她隔壁，她常看到，曾學梅靜靜地坐在櫃檯邊看書。

魏永康上一中讀書後，曾學梅在學校、百貨公司兩地跑，中間隔着七八里路，她從沒有搭過車，全靠雙腿走。她是一個熱情的女人，但已經無暇結交朋友，丈夫和兒子已經花費了她太多時間。「那時候她有點自卑，也沒時間和人講話，很孤獨的。現在有時間了，耳朵又聽不到了，氣死人了。」陳瓊英說，「曾學梅真是一個苦人。」

下崗後，時間多了起來，曾學梅把同事家的兒女、孫輩請到自己家裡上學，免費為他們授課。「人家給錢她不要，她有這樣的愛心。」

過去，一位中科院的老師批評她，如果高中、大學不陪讀，也許對魏永康會好一些。因為她的陪伴，永康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兩個人聊到一半，老師起身要去接正在讀高中的兒子。「他們說我不應該陪讀，可是現在那麼多孩子讀高中，家長不還是要接送，為什麼獨獨批評我呢？」在後來的一次採訪里，曾學梅反問來訪的記者，「將心比心，我永康那么小」。

她至今不認為自己的教育方式出過錯。她寫了一首打油詩，其中一句是，「自信早教沒有錯，唯怨永康命不佳」。

魏永康和母親曾學梅

隱痛

「永康不是那些報道中呈現的那個模樣。」這是所有受訪者向我着重強調的一點。他們反覆提起魏永康和其他孩子一樣逐漸長大成熟、完成社會化的細節。

例如，陳瓊英提起，後來魏永康會時不時給她打電話，「他第一句話就是問我兩個女兒好不好，問姐姐過得怎麼樣啊，成沒成家啊，妹妹現在好不好啊，叔叔身體好嗎，他以前不是這樣的。」劉曲波想起來，魏永康和她回憶曾經一起聚餐的某位老師，「只見過一次面的人，他都記那麼清楚，他其實很關心身邊的人。」在她們的講述中，魏永康已經掙脫過去的陰霾，向着「正常」發展，但一些隱痛卻始終潛伏。

被中科院退學後，「神童」魏永康選擇重新考研，報考母校湘潭大學的研究生。考試當天，電視台依舊緊咬着他，跟隨拍攝了他的全部考試過程。放榜那天，魏永康的總分超過錄取的分數線100餘分，但外語離錄取分數線差5分，魏永康當場哭了——他沒能考上。曾學梅後來得知，在考外語時，他的眼鏡架子斷了，無法看清卷題。

2006年，在朋友馬海的引薦下，魏永康進入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工作，一個月的薪資高達1萬。一年半以後，他再一次遭到勸退，原因是他沒能通過航天系統的評估。「科學家們還是很重視他，但是在評估的時候，發現他的專業還是不適合。」

魏永康最後一次考研的地點在北京，他根據自己的考研成績，報考了中國科學院中關村校區的物理研究所，後來被錄取為研究生，但很快被中關村的導師轉手推薦給了北京工業大學生物生命學專業的研究導師。曾學梅猜測，「可能中關村的導師知道永康是被中科院退回的吧。」魏永康選擇了放棄，「他是想搞理論物理的，對生命科學不感興趣。」

他已經沒有什麼選擇的機會。馬海回憶，也是從那一年開始，他意識到，魏永康不可能再有「非凡的未來」。「他已經失去了最好的平台。物理這種學科，除了國家的機構搞，也沒什麼其他的途徑。所以準確來說，從那以後他只能做一個普通人。」那時，魏永康結識了妻子付碧，曾學梅的身體漸漸地不好了，家庭的開支催促他找到穩定的收入來源，成家立業。在這樣的境遇下，他開始自學編程，想重回軌道。

馬海認為，魏永康錯失了一個可以包容他、接納他的更多元的教育環境，如果釘死規則的螺絲可以為他稍微鬆動，那麼，魏永康或許會有一段不一樣的人生，但這扇大門遲遲沒有向他打開。「也許二三十年以後，一些科學家或者是一些研究者想到這個神童的故事的時候，來做一些論證，看看什麼因素導致他成為一個平凡的人。」

湘大的一些同學看他賦閒在家，便一個托一個地給他介紹工作機會。他從深圳輾轉到福建、南京、珠海，一年換一份工作，工資只有5000到6000元。「畢竟不是編程專業的，他這個自學水平，不能算是頂尖，人家如果要聘任他，當然對他有期望的，覺得他是個神童，估計他很厲害。後來慢慢發現他和大家都一樣，沒有什麼特殊的能力，就不當一回事了，他們就換人。」

魏永康告訴馬海，找不到合適工作的那段日子，他偶爾酗酒。一次喝完酒，他在一個公交站台獨自躺了一天一夜。後來只要感到心情不舒暢，他就會把身邊的人微信拉黑，跑出家門散心，到外地走兩天，到了周一再準時回來上班，沒有人知曉他去了哪兒。

去年9月，馬海試探性地問他，38歲了，要不要再考一次？「不行，」他笑着搖搖頭，「專業知識已經被我忘光了，物理這些都忘得差不多了，也跟不上了。沒有意義了，就這樣吧。」

馬海建議，和老婆在家裡開個小店，好好把一輩子活完，把小孩培養大了。魏永康說，「我真的這樣考慮過。」有關物理乃至自然科學那些宏大的命題已經離他很遠很遠了，他想的是什麼時候能買上房、買在哪裡，應該如何把孩子接到廣東來生活。「包括我們也是一樣，40歲以後還有什麼夢想？」馬海勸慰他，「知足常樂，知足常樂。」

「他從物理轉到航空、軟件，到最後的這一刻，都在拿工資寄給家人，沒有浪費過一天。這對他來說已經很不容易了，已經創造奇蹟了。」馬海告訴我，做一個普通人也不容易，普通人的一生同樣充滿艱辛。

圖源視覺中國

希望

曾學梅反覆提起那個命運的隱喻。她記得，魏永康出生不久，外婆給他餵紅糖水，被姑媽攔住了，餵錯了，餵錯了，應該先餵四磨湯，人生要先苦後甜，不能先甜後苦，「我後來想想，永康的一生確實印證了這句話」。

妻子付碧的講述中，魏永康的後半生有另一種詮釋。這個不多言語的女人對魏永康有一種深沉的愛。柜子上擺着七八本相冊，其中一本是魏永康的照片。它記錄了這個曾經被「神化」的孩童後來的一生。相冊里，魏永康和付碧相愛、第一次成為父親、三口之家變成四口之家，帶着兒女去附近的省份旅遊。

付碧把每一張魏永康在笑的照片從透明袋子挑出來給我們看，照片裡的他有些發福，頭髮理得很短，眼睛笑得眯成一條線，「是不是和網上的他不一樣？」她也笑了，那是她那兩天第一次露出笑容。她說，網絡上魏永康的照片，大多是呆滯的或是愁苦的，但這些年和她一起生活的，是很生動的魏永康。

馬海曾經問付碧，為什麼會和魏永康在一起？付碧回答他，「馬海哥哥，你是同情永康，覺得他很可愛，關照他。你是男生，就成了他的朋友，我是女生，所以我就嫁給了他。我們都想關心他，因為他太可愛了是不是？或者說，我們都很想托起他。」

兒子到了上學的年紀，她帶着孩子回了老家，由魏永康在外打拼。「永康是一個負責任的男人。」她說，「他很粘人。不管你在哪裡，他都要跟你一起去。哪怕你要去買個菜，他都要跟着你一起。放假回來，一般都有一個星期左右，不管我去哪個地方，我們都會在一起。他對孩子也非常好，小孩子不管要買什麼玩具，想吃什麼，即使很晚了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出來買。」

她無法舉出具體的事例，只能用模糊又樸實的語言去形容丈夫。在葬禮上，付碧才知道魏永康的更多信息，她知道，魏永康是喜歡看電影的，每個周末，同事會和他約着去影院，他們會分享最近看過的書籍。魏永康生活的出租屋裡堆滿了書，他有一個自己的精神王國，但她從未踏足過。她說自己就像其他的妻子一樣，洗澡時為他準備衣服，煮飯炒菜，為他做好內務，這樣的生活依然是甜蜜快樂的。

去年春天，在家裡的沙發上，付碧架起手機，一家四口擠在一起，拍了一張四人全家福。那個春節，他們煞有介事地開了一次家庭會議，四個人圍在桌前，分別說了各自的願望。孩子的願望都和學習有關，大約是要考個好成績云云，魏永康為自己許下的新年願望是，工作做出成績，找機會把孩子和妻子一同接去廣東生活，結束分隔兩地的日子。2012年，他們從親戚朋友那裡借錢，在隆回買了一套二手房。十年過去，借來的錢陸陸續續還清，程序員的工資穩定在一個月1萬5，除去基礎的開銷，也算有了盈餘。付碧想，生活該好起來了吧。「這兩年生活稍微好一點，他就走了。」

去年年初，從珠海調去東莞工作後，付碧發現魏永康變得不太對勁。魏永康只給她零星撥過幾次視頻通話，情緒低落，看起來很疲憊，「沒之前那麼有信心，有希望。我不知道他遇到什麼，他也不跟我說。早知道這樣，我不會讓他去東莞的。他在珠海的領導和同事都很好。」

公司的記錄顯示，11月8日，魏永康向公司請了一天假，理由是想回湖南。他去世後，警方調取了他的行程卡，顯示他去過延邊。延邊，是父親魏炳南曾經參加抗美援朝戰爭的駐紮地。劉曲波和屈劍宇猜測，他或許想去東北緬懷父親，他曾和付碧念叨，自己想去東北一趟。但除此之外，他的行蹤沒有留下任何可以供人繼續深究的痕跡。

傍晚，我們開始在這個縣城的街頭步行。付碧埋頭走了一路，一個小時裡，沒有說太多話。走到一座橋，她望着水波發呆，「去年開始，我經常失眠。永康說，你可以順着高鐵站那條路散散步，就是我們正在走的這條。我一個人不敢逛，一直沒有聽他的。結果他離開了，我才第一次來。」

她穿着黑色棉服，扎了個很鬆的低馬尾，凸顯出極大的疲態，手裡的紙巾已經濕得皺成一團。魏永康去世後，她一直待在家裡沒有出門。以前的朋友要麼在外地打工，要麼都有了孩子，這幾年她很少再結交新朋友，她和魏永康在兩地各自承受孤獨。生活曾經給過他們希望，他們都盼望着，這樣的狀態很快就會結束。

魏永康和女兒的合影

普通

人生最後的十年，魏永康把家搬到了妻子付碧的老家湖南隆回。縣城邊郊的一處，三段長斜坡之後，一棟兩層矮房佇立着。過去，他們一家四口和另一戶人家合住在一個屋檐下。鄰居不知曉魏永康是誰，只知道這間屋子的男主人去世了。矮房後面是一座後山，魏永康每次回家，都會帶兩個孩子去後山爬山玩耍。

魏永康不讓付碧提起關於「神童」的任何過往，也不願意回家鄉華容縣，「那裡有太多把他視作『神童』的人」。對於魏永康來說，他在異鄉可以作為一個全新的人活着。「我們就是一戶很普通的人家，過着很普通、很踏實的生活。」付碧說。

而今，他的遺像擺在廳堂中央一個又矮又逼仄的方桌上，面前放置一盤餅乾和一盤砂糖橘。屋裡的牆面白得刺眼。早前隔壁鄰居裝修打樁，震裂了牆壁，妻子付碧只好用白色的塑料牆紙把牆壁一塊塊粘連起來。朋友們送來了三幅字畫，遺像上方，白色宣紙用黑墨寫着「清風明月」，右邊是「山高人為峰」，左手邊的牆是《沁園春·雪》，最後一句，「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魏永康家中，朋友送的字畫

屋子裡的沉寂經常被曾學梅突然的大叫打斷。她戴着老花鏡，艱難地瀏覽手機上的新聞。一些新聞出現了事實錯誤，「被中科院退學3次，哪來的3次？」「他們還把我的名字打錯了！怎麼是『曾紅梅』？」她拿手機給我們看，眉頭皺在一起。

她說，等永康的後事處理好，她要重新開始寫書，將自己與永康真實的人生盡數寫出來，她說自己不甘心。

「你別看啦，別看啦。」付碧的媽媽伸過手，想把手機屏幕遮住。

付碧去廚房裡準備晚飯的間隙，女兒從院子裡抓來了一隻綠色螞蚱，撅來一片菜葉子餵給它吃。曾學梅對她囑咐，妹妹，回去寫一篇關於螞蚱的作文嘛。女孩沒有理睬。曾學梅扭頭對我們說起魏永康兒時學習的細節，她教他正負數，走路時前進一步是「+1」，往後退三步就是「-3」，她說這是把教育方式融入生活，「寓教於樂」，每個時刻都可以付諸學習。她不認為這種方式，是很多流傳的文章里寫的對孩子的「智力壓榨」。

採訪到最後，我在作業本上寫下問題，「永康後來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沒有成為你期待中的大科學家，你會覺得遺憾和可惜嗎？」曾學梅反覆看了幾眼問題，沒有明確回答「是」或「否」，只是嘆了口氣，「永康結婚以後，跟小付很幸福，這樣就可以了。我後來想明白了，永康幸福就可以了。」

常聽外面的人說，她這個母親毀掉了如此有天賦的孩子，但永康後來的人生讓曾學梅寬慰，他成為了一個軟件工程師，他建立了一個幸福的家庭，是一個盡責的丈夫和父親，「他沒有廢掉」。

曾學梅給我展示了一段聊天記錄，是魏永康和一位表弟在2021年8月的微信談話，他告訴表弟，自己準備回湖南開公司，「技術方面的」，已經開始慢慢籌錢。提起這段，曾學梅的語氣更加急促，手指緩慢地划過屏幕上一條又一條的微信聊天氣泡，極力向來訪者證明，兒子永康到最後仍然想接近科學技術。「你們看，過去這麼多年，永康還是想搞發明咧！」

馬海的講述補全了這場創業計劃的後半截兒。魏永康確實在那一年得到了一位從事房地產行業的老鄉的幫助，承諾給他投資創業，但很快，老鄉突然改口表示不再投資。開公司的計劃也破滅了。

最近，曾學梅常常夢見兒子永康，夢見他還在上學，在書桌前念書。夢裡，小小的永康把身子掛在她的手臂上，母子倆一直往前走。曾學梅嗔他，我的手臂有千斤重啦，別吊着我了。他還是黏着她，沒有撒過手。

曾學梅展示，魏永康在去年10月和家人的合照

（應受訪者要求，馬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