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社會性死亡」背後的輿論生態、道德法律

一場發生在高校的「騷擾風波」，讓「社會性死亡」這個詞成為網絡熱搜。作為社會性的動物，人們在與他人打交道的過程中難免遭遇窘迫和難堪。這可能是因誤解帶來的小尷尬，可能是因社交能力不善造成的誤會，還有可能是行為不端引發的社會牴觸，這種自身形象在社交場景上發生的折射、扭曲或反噬，被網友統稱為「社會性死亡」。對於生活中偶發的「社死」，不妨以解嘲和放鬆的心態化解；而對於不分清事實，揮舞輿論大棒群起而攻之，試圖以「社死」給人貼標籤的做法，則要警惕其中隱藏的網絡暴力。當「社死」成為網絡熱搜，探究其背後的社會心理、輿論生態、道德法律，也就有了其現實意義。

誰都無權讓他人「社會性死亡」

最近，「清華學姐」的熱搜占據了各大社交平台，一個清華女生在食堂，懷疑自己被一位男生「鹹豬手」。她在朋友圈公開了這名清華學弟的名字和學號，聲稱讓學弟「社會性死亡」。雖然監控攝像頭還原了學弟的清白，但該事件也讓我們見識到：在社交媒體時代，動輒讓他人「社會性死亡」是成本多低、多麼輕而易舉的一件事。

我國《民法通則》規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權，即公民依法享有的生命不受非法侵害的權利，它是公民最根本的人身權。在當下環境中，生命權的社會屬性同樣重要，因為這涉及到一個人的家庭關係、人際關係、工作或學業等所有社會關係的總和。一旦給他人扣上負面「帽子」，即便後期發現誤解，有所澄清，所造成的傷害有時也是無法消除的。極端情況下，被「社會性死亡」的一方甚至會因為不堪周遭眼光和網絡暴力，走向自我傷害的境地。

在整起事件中，給學弟造成毀滅性傷害的是個人信息的曝光以及隨之被貼上的「鹹豬手」標籤。隱私是公民個人生活中不願為他人公開或知悉的秘密。它是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擾、知悉、搜集、利用和公開等的一種人格權。這位「學姐」強行拿出學弟的學生卡拍照，要走了其個人身份信息，並第一時間在網上公布以給予輿論壓力。退一步講，即使學弟真的有「鹹豬手」行為，該「學姐」的做法在法律程序上也欠妥當。

隨着社會發展和觀念進步，公眾的權利意識有所增強。在遇到不公對待或感到權利受到侵犯時，越來越多人不再選擇忍耐和沉默，而是勇敢地說出來，積極捍衛自己的合法權利。但與此同時，許多人卻並未注意自我權利的邊界，在事實不清、存在誤會的情況下過早對他人貼標籤、下定論。在一些情況下，當事人還會通過歪曲、誇大事實的方式給自己維權。

比如，最近「天價便飯」視頻中，爆料遊客稱「一頓便飯收費1900元」，並繼而給該店貼上了「黑店」的標籤。可後來經過當地市場監管部門調查發現，該店明碼標價，斤兩正常，海鮮加啤酒的「大餐」也顯然不只是「便飯」。雖然新聞最終反轉，可是該指控給店家帶來的名譽損害卻是現實存在的。

對自我權利行使不夠審慎的代價，是對他人權利的傷害與忽視。當出現問題或矛盾時，最明智的做法是通過正規途徑解決問題，而不是曝光對方的隱私，藉由網絡輿論的力量來占領高地。比如去年熱播的現實題材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中，講到了隨機殺人案的兇手在案件發生後遭到了網民的瘋狂攻擊。一些媒體為了獲取更吸引受眾的新聞，甚至直接將話筒伸向了兇手的家屬，要求他們血債血償。兇手的父母為了躲避媒體的追擊，只能躲到一個小漁村里過着艱苦乏味的生活，實現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社會性死亡」。

這種現象被稱為「媒介審判」，具體指新聞媒介報道正在審理的案件時超越法律規定，影響審判獨立和公正的現象。互聯網給予了普通網民發言的權利，但很多人在網上發聲，並不是評價事實，而只是宣洩情緒。隨着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個人信息與名譽變成了無比重要的事情，它是構成一個人線下「印象管理」的首要前提特徵，但這些個人信息和聲譽也很容易被線上的群體無意識行為所損毀。

因此，面對誤會或者矛盾時，當事人雙方應該首先進行充分的溝通，通過科學查證來澄清誤會。在無法通過溝通達成協商一致時，可以藉助第三方力量進行調停或是訴諸法律。在證據不足、事實不清的情況下，當事人也要審慎利用網絡曝光的權利，更不能以公布他人隱私的方式來施加壓力。因為，自我權利的捍衛不能以犧牲他人的權利為代價，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侵犯他人隱私，甚至是宣稱要讓他人「社會性死亡」。(作者：黃駿)

「社會性死亡」或許只是一廂情願的想象

當我第一次在豆瓣上打開「社會性死亡」小組時，那時的我，一點也沒有想到，有朝一日，這會變成一個嚴肅的話題，在輿論場上受到如此激烈的爭論。我只記得，那天看着小組成員分享的尷尬囧事，「哈哈哈」了一整個下午。

然而，這個曾經以自我解嘲為主的概念，卻在這半年裡發生了耐人尋味的劇變。當人們說出「我社會性死亡了」的時候，他們想要表達的東西，顯然和「我要讓你社會性死亡」里蘊含的意圖截然不同。也正因如此，我不再敢輕易地界定和使用這個概念，轉而對其背後的一些東西思考起來。

其實，早在最近這場爭議巨大的校園風波之前，我在網上常混的圈子裡，就已經發生過好幾次由疑似性侵、性騷擾和情感糾紛導致的「社會性死亡」事件。在這些事件里，不乏有提出指控和受到指控的人是我熟識的網友，乃至現實中認識的人。這類事件的開端，幾乎總是有人受到了難以由法律途徑追責的侵害，因此只得訴諸於道德控訴，試圖以曝光對方個人信息的方式，讓對方付出代價。而被以「社會性死亡」相威脅的人，往往也會做出激烈的回應，以證明自己在聲譽上的「清白」。

面對這樣的場景，我知道，很多人都迫切地想要分出黑白。然而，越是靠近當事人，我便越是發現，自己很難輕易做出站在這邊或那邊的決定。以手中的個人信息為籌碼，謀求讓別人「社會性死亡」是否合乎程序正義？是否可能誤傷無辜？這些問題的答案自然殊為可疑。可在事情的反面，「社會性死亡」卻也常常是受欺凌、受侮辱、受損害一方最後的掙扎。在某種意義上，「社會性死亡」之所以會被當成一件「武器」，並非是因為它真有威力多麼巨大，而很可能是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它是弱勢一方僅能拿出的「武器」。

其實，說出來你可能不信，在我親身見證過的這些「社會性死亡」事件中，儘管提出指控的一方總是「火力全開」，有時能在豆瓣、微博上拉起成千上萬的轉發與討論，讓人覺得好大陣仗，但就結果而論，被以「社會性死亡」相威脅的人卻往往並不會被怎麼樣，很可能沒過多久，就「成功」地被網友遺忘。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熟識的好幾個女生，一同指控一個頻頻切換各種「假身份」的男生專門欺騙女性感情，一邊腳踩數隻船，一邊以各種編造出來的名目向女生借錢。然而，就是在指控「實錘」充分，相關網帖也得到了大量轉評的情況下，受到指控的男生，竟然在不久之後，公然在朋友圈裡曬起了新女友。顯然，很多時候，所謂的「我要讓你社會性死亡」，都只不過是指控者幻想中的一廂情願。

起初，我一度很不理解，「社會性死亡」的威脅，為何總是「雷聲大，雨點小」？但很快，我就參透了其中的緣由。說到底，網絡空間上的輿論環境，從一開始就不能與「社會」這個宏大的概念的畫上等號。因此，當一個人在自己所能觸及的範圍之內，以網絡為工具對另一個人發出道德指控時，充其量也只能在特定的小圈子裡讓另一個人的名聲壞掉，而無法阻止對方繼續在更大的社會環境裡如魚得水。在這種情況下，相關指控的「實錘」是多是少，聲勢是大是小，根本就沒那麼重要。

真實的社會，其實遠遠要比普通人想象中要廣闊得多。世界之大，容得下任何想要生活下去的人。我見過太多在網上被曝光到仿佛混不下去的人，改頭換面便立刻「重新開始」——事實上，哪怕是一些在新聞中被曝光過斑斑劣跡的公眾人物，不也同樣厚着臉皮，繼續招搖嗎？

在我看來，與其拿着放大鏡，對這種影響力終歸有限的一廂情願大加爭論，不如認真思考：面對爭議性的道德事件，以及那些難以用法律維權的疑似受害者，我們該如何為其提供一條超越「社會性死亡」的問題解決路徑？顯然，我們既不希望好人遭到冤枉，也不願意看到作惡的人自行逍遙，努力讓是非得以澄清，或許比糾結維權者的「姿勢」更加重要。(作者：洪崗)

製造他人的「社會性死亡」：小心裹挾情緒的偽正義

最近，國內某高校女生指控學弟猥褻，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公布了對方的私人信息，揚言讓其「社會性死亡」。該事件迅速成為輿論熱點，「社會性死亡」登上熱搜。有人贊同此類維權之舉，另一些人持批評態度，還有些人通過肆意公布女生的私人信息，對其謾罵攻擊。從法律的視角看，該事件的發酵過程，顯示出部分網民對人格權和個人信息保護權益認知的薄弱。

「社會性死亡」並非負面詞彙，該詞最早出自美國作家托馬斯·林奇的《殯葬人手記》。他認為人的死亡分三種：一是聽診器和腦電波儀測出的肌體死亡；二是以神經末端和分子的活動為基準的代謝死亡；三是親友和鄰居所公知的死亡，即社會性死亡。托馬斯的本意是提醒人們要善待離世的人，因為其依然具有續存價值。然而，有些場景下，「社會性死亡」卻成了有些人肆意公布他人信息，並使其暴露在眾人凝視下的泄私憤行為，完全不顧對方的人格權益。要知道，以「社會性死亡」為目的的維權，或故意製造他人「社會性死亡」的行為，往往存在違法風險。

我國《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條明確規定「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權利。」其中名譽權是對民事主體的品德、聲望、才能、信用等的社會評價。第一千零二十四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除此之外，《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條也明確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刺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顯然，以「社會性死亡」為目的的信息傳播行為，不但可能侵犯名譽權，也可能侵犯隱私權。

新媒體時代，新興傳播渠道，無疑擴大了大眾對外公諸其訴求的機會。新型媒介的發展方興未艾，我國對其採取的監管措施，相對包容寬鬆。然而，有些網民不能誤認為 「動動手指」、「敲敲鍵盤」，便可以隨意踐踏他人的正當權利。

面對他人惡意製造的「社會性死亡」，個人要學會依法維權。諸多「社會性死亡」事件中，利益受損者往往缺乏個人信息保護的意識。我國的《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明確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個人不得侵害自然人的個人信息權益。」公眾處理個人信息時，要明白個人行為「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並應當限於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範圍，不得進行與處理目的無關的個人信息處理。」實際上，即使基於個人同意而進行的個人信息處理活動，個人也有權撤回其同意。但遺憾的是，很多類似事件，有的人往往在沉默中任由個人信息在網絡中傳播。

其次，「社會性死亡」之所以頗具「威力」，和助推事件發酵的傳播主體缺乏責任有關。無論自媒體還是傳統媒體，都具有「賦予人和事物知名度」的作用，故而要肩負起必要的把關職能。我國《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不得製作、複製、發布、傳播侮辱或者誹謗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的信息。尤其當事實真相澄清後，發布信息的平台應及時對相關不實信息予以刪除處理，而不是讓帶有侮辱性的信息繼續傳播，收割流量。

最後，個人權益受損後要學會救濟。一般而言，救濟分為三類：一是社會救濟；二是私力救濟；三是司法救濟。社會救濟有時也稱為社會救助，是社會基於同情和慈善的心理，對弱勢者行善施捨，多表現為暫時性的消極措施。對於遭受「社會性死亡」的受害者而言，社會救濟意味着能夠獲得同情和理解，甚至能夠獲得社會組織的支持與聲援。私力救濟指的是權利主體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依靠自身的力量，通過實施自助行為來救濟自己被侵害的民事權利，比如自己澄清事實等。司法救濟則指當法律賦予人們的基本權利遭受侵害時，法院應當對這種侵害行為作有效的補救，以最大限度地救濟和保護他們的正當權益，最大程度維護基於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諧。

總而言之，以泄私憤為目的，發布不實信息，讓他人陷於「社會性死亡」的處境，本質上是以追求正義為幌子，裹挾社會情緒，侵犯他人人格權的行為。(作者：聶書江)

相比純粹的美好或醜陋 真實的「社死」更吸引我

有一次早上我坐電梯，碰到了部門的女同事，只見她眼角泛紅，感覺像是被什麼打了似的，便忍不住問了一聲：「你眼睛怎麼了？」她看我，欲言又止，面露尷尬。我再細看了一下，那泛紅的地方原來是化了妝的，還泛着細細的亮光，我也一下子尷尬了。最後，同事耐心地跟我說：「這是櫻花妝啦!」

還有一次，我在公司的大會上講解PPT，講得手舞足蹈，唾沫橫飛，本來以為效果會很好，散會後同事悄悄跟我說：「你褲子拉鏈沒拉。」我緊張地問：「大家是不是都看到了……」

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曾經如此出糗過，當時反應都是「想找一個地縫鑽進去」。現在網絡上流行一個詞：「社會性死亡」，很多時候說的就是這樣的情況。

在經典的文學作品裡，「社會性死亡」可不少見。比如魯迅在散文詩集《野草》裡，有一篇叫《立論》，文中有一段如此寫道：「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這個挨打的人，如此耿直，又如此讓人尷尬，大家不打他一頓都說不過去。

站在我們寫作者的角度看，人的「社會性死亡」時刻是耐人尋味的，它比純粹的美好時刻或醜陋時刻更吸引我。當個人在社交場遭受挫折、誤解或打擊時，最能看出一個人的複雜。我認為，複雜性是小說很重要的特質。人在這麼複雜的社會，要想一直保持「正常」和「體面」太難了。寫作者要想筆下的人物活生生地站在你面前，就必須讓他真實的內心世界袒露才行。

在每天的正常生活中，因為大家都戴着面罩，都在扮演着社會賦予各自的角色，有各種道德、法律和紀律的約束，你發現每個人的生活都差不多，上課學習，上班工作，都是平淡乏味的。你不可能一下子對一個陌生人有知根知底的了解。因為大家太正常了。

可是，寫作者就是要發現在正常的地殼下面，人的內心世界是什麼樣子的。很多時候，你發現一個很熟悉的人，突然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社會性死亡」就是一個偷窺的縫隙。在尷尬窘迫的時刻，他在想什麼，他會怎麼做，別人會怎麼反應，而他如何應對……這是「失衡」的剎那，從失衡到平衡，其間有多少微妙的心態發生，這便是寫作者饒有興趣去挖掘的地方。

「社會性死亡」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甚至是多方面的。比如，前文提到我的出糗時刻，我自己尷尬，對方也尷尬。再舉個例子，比如A正在辦公室對B吐槽C，恰好C進來了，B發現了，暗示A不要說下去，但A毫不知情，依舊興致勃勃地在說，最終等他發現時，C依舊站在他身後。這可謂是經典的「社會性死亡」時刻：A會窘迫，B會難堪，C會驚詫和難過。尤其是C，被人當面罵，自然會是一種傷害，但因為你知道它是「罵」，所以你內心啟動了防禦機制，也許傷害的力道反而沒有那麼大。最有力量的傷害，反倒是無意間聽到的「壞話」，因為對方並無意去傷害你，他在表達，目的是講清楚一個事情和觀點，而那句話鑲嵌其中，他一句帶過，對你卻像被一刀狠狠地插了進去。你毫無防備地了解對方透露出的真實看法，那看法深深地刺痛了你，其致命之處恰恰在於那是赤裸的真實。

前面說的都是在現實世界中，人與人之間是直接面對面的。而到了網絡世界，所謂「社會性死亡」的情況就會複雜很多。一件事情會在瞬間傳遍網絡，一個小的事情，有時候會發酵成網絡的狂歡盛事。所謂「社會性」伴隨着眾多陌生人的參與，帶着各自隱秘的欲望和成形的觀念，前來圍觀評判，而當事者往往無力辯駁，畢竟是寡不敵眾，甚至還會火上澆油，有人戲稱這是對當事者的「公開處刑」。這個時候，就不是一笑了之的事情了，其嚴重程度會影響到當事者的生活、工作和家庭。身處其中，人該會面臨多大的精神壓力，無力、絕望、焦灼、憤怒、委屈……種種情緒在心中翻騰，而他面對的是一個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這些都是寫作者着力想要去呈現的，「社會性」和「死亡」缺一不可。

這個世界每時每刻都有「社會性死亡」發生，對寫作者來說，要做的就是藉助這個「良機」去體味人的內心世界，也去觀察因為此事而牽扯到的各方。就好比是一粒石子丟入湖面，寫作者不僅要寫到石子，也要寫到因此泛起的漣漪。對當事者來說，這可能是一個窘迫的時刻；而對於寫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創作的良機。所謂「你之蜜糖，我之砒霜」，說的就是這回事吧。(作者：鄧安慶)

「社會性死亡」背後有一把鋒利的刀

近來，「社會性死亡」話題在網絡上備受關注。微博上「社會性死亡」話題有2.1億閱讀閱讀量，連相關的「貓的社會性死亡不過如此」「大型社會性死亡現場」等話題都有超過2億的閱讀量，讓人不禁深思，這一網絡流行語究竟有怎樣的傳播學上的意涵？

早期的「社會性死亡」常指某人與社會上其他人的關係完全斷絕或被完全遺忘，在這種意義上，「死亡」可能是一種長期持續的過程。

而伴隨着互聯網文化將詞彙不斷瓦解重塑的過程，「社會性死亡」成為網友自嘲的流行語。不少人聚集在豆瓣「社會性死亡」小組裡自爆尷尬醜聞，分享自己「當街大聲打招呼卻發現認錯人」等各種被「公開處刑」的場景。自嘲者以自我祛魅、自我解構的方式，拋除在生活「前台」表演出的光鮮亮麗，將內心「後台」隱匿的「荒誕」公之於眾。當一場群體狂歡結束後，圍觀者從中獲得精神叛逆的快感，點讚的同時甚至產生共享經驗的衝動。畢竟，誰的生活中還沒有一點糗事呢？

然而，當「社會性死亡」從主動式變成被動式時，卻可能淪為網絡暴力的一把刀。今年「詆毀前男友性侵案」中的男方家人親戚信息被全部曝光，一句「我自己遭受了巨大的身心傷害，現在完全社會性死亡，聲譽盡毀」透出無盡的悲哀與無奈。這種被動的「社會性死亡」表現在社交往來斷絕、社會名望損害等「社會關係決裂與社會評價顛覆」，對當事人的正常生活造成極大震盪，且難以完全「起死回生」，修復如初。

「大眾沒有辨別能力，因而無法判斷事情的真偽，許多經不起推敲的觀點，都能輕而易舉的得到普遍贊同。」——這句《烏合之眾》中的經典話語，如今仍振聾發聵。一個人「社會性死亡」的背後往往是網絡暴力的驅使——一定規模數量的網民們在結構性壓力下，在觸發性事件刺激下藉助虛擬空間用語言、圖片、視頻等對人進行傷害與污衊，這類內容具有尖酸刻薄、殘忍凶暴等基本特點，裹挾着一種「置之於死地」的泄憤快感。這種行為既對當事人名譽、權益造成損害，也有可能構成侵權行為乃至犯罪行為。

當「社會性死亡」從主動自嘲變成被動「受辱」，那麼使人「社會性死亡」算不算一種「數字謀殺」？當網民情緒融合在一起時，謠言與真相尚未辨明，被針對者可能已經「被社會性死亡」了。不僅如此，網絡謠言存在着記憶序差，當謠言沒能在第一時間澄清，那麼在「逆火效應」「刻板印象」等多方面作用下，輿論記憶會逐漸加深，為後續闢謠增加難度。

因此，應當從司法層面加大對網絡暴力的嚴懲力度，通過法律手段規範網絡行為；完善網絡把關，制定相應行業規範；加強網民媒介素養教育，提高道德自律意識，讓網絡生態空間更加風清氣朗。

互聯網是技術進步帶給人類文明的禮物，賦予每個普通人便利的生活與更大的發展空間。因此，我們更應當警惕手中的權力，將「社會性死亡」圈在幽默的範圍里，而不要讓「社會性死亡」成為對他人的要挾與恐嚇，成為網絡暴力的一把無形但極為鋒利的刀。(作者：申竹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