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利：很多女性一生不能享受性的愉悅，這跟早期缺乏性教育有關

2017年3月，杭州一位家長偶然看到了一個小學生性教育讀本，隨後將一些截圖發到網絡。這些截圖很快引起了巨大的討論，焦點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應該用科學詞彙稱呼生殖器官嗎？自慰對身體有沒有傷害？讓孩子那麼早了解性，會不會讓孩子過早進行性行為？

引起爭議的是《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這套讀本是由北京師範大學的劉文利教授編著的，她知道，性一直是備受關注、充滿爭議的，尤其是在學校進行、針對孩子的性教育。2007年，她開始在一家打工子弟小學做性教育課程實踐時，就知道爭議必將來臨，但十年後，這場爭議之熱烈、尖銳，還是讓她猝不及防。

當時，正午曾聯絡劉文利老師，希望進行採訪，但她婉拒了。事後，劉文利老師說，當時國內外有一百多家媒體找來，她都一一謝絕了。她希望在一個安全、安靜的環境中研究性教育。

兩年過去了，今年1月，網上再度出現針對這套讀本的爭議，有文章指責它「宣揚同性戀」。在壓力下，這套讀本目前正在進行修改。無可否認，2017年的那場大討論，使得社會輿論對於性教育的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要不要做性教育」已經變成了「如何做性教育」。然而，如今的性教育仍然面臨着複雜的情況。

這一次，正午聯繫到劉文利老師，請她系統談談對性教育的理解。她談到了自己的經歷、性教育的意義和困境，也談到了女性問題。她說，性教育是以性為基點，來談怎麼做一個真正的人、有尊嚴的人。

劉文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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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您最初是如何進入到性教育領域中的？是您的個人選擇嗎？

劉文利：我覺得我也沒有選擇，不是說特意做這件事兒，或者特別喜歡，都不是。是跟我的專業有關，我在師範院校學生物。選擇師範院校是因為我爸爸覺得一個女孩當老師，有寒暑假，挺好。

上了生物系，直到學習人體解剖學、人體生理學，才學到和性有關的生殖系統的內容。在這之前我不知道小孩是怎麼生出來的。記得小時候問過我媽，我媽說，是垃圾堆撿來的，我還跑到垃圾堆去看，覺得這種地方怎麼能長出小孩來？後來又學了胚胎學，了解了胎兒發育的過程，才算真正知道了小孩是怎麼來的。現在想來還挺感慨，知道得多晚啊，都已經上大學了。

正午：課上老師用的應該都是專有名詞，聽到那些詞，您有什麼樣的感覺？

劉文利：當時在課上是暗暗吃驚，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但也不會去和同學交流，就覺得這是科學知識，就應該這樣來說。

我從小不會罵人，聽到一些罵人的話，知道和生殖器官有關，但我說不出來，也因此我理解很多人講不出來和性、生殖器官有關的科學詞彙，比如說陰莖和陰道。所以我覺得性教育要從小教孩子這些科學詞彙，讓孩子在自然的環境中學習，就像學習其他學科的知識一樣，就不會覺得有什麼異樣。當然這是後話了。

我是第一屆不需要上山下鄉的高中畢業生，1978年高中畢業直接考大學，成長環境比較單純。當時校園氣氛也不鼓勵大家談戀愛，即便有同學戀愛，也都不太公開。我記得大三電影《廬山戀》上映，那是第一部有吻戲的電影，大家就覺得，像打破禁忌一樣。

我們家的教育非常樸素，我爸媽工作特別忙，基本是姥姥給我帶大的。她總說，你不要幹壞事，你要善良，遇到誰比你境遇不好的，你不要看不起人家，要盡力去幫助人家，老天爺看着你呢。她會講很多故事，好人有好報那種，教育我要做善良的人。

另一個我姥姥對我比較大的影響是念書，她一個農村婦女，想念，但那時候女孩根本進不了學堂，她總說，現在不一樣了，解放了，婦女有機會念書，你一定要好好念書，你學習好了，才有機會離開家到社會上闖蕩，要有見識。她總說女孩要有見識。後來我一路上大學，工作後又讀研，又去美國留學，她都特別支持。

正午：大學畢業後，您是分配到北京郊區一個中學做教師？

劉文利：對，在中學教生物課。當時我們家在現在的CBD一帶，國棉三廠，我媽媽是青島國棉五廠的，作為教練被派到北京來支援紡織業的建設。我們住的地方比較方便，有煤氣、暖氣和自來水，從小沒有和蜂窩煤打過交道。

到農村教學之後，看到農村的條件很艱苦，農村的孩子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只能通過考學，那時候我覺得必須要對他們負責，工作特別認真。但教的過程中，我覺得自己還是有一些不能勝任的地方，比如學生除了學習，在情感成長上也有需求，但我在大學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也覺得自己應該再讀書，所以1987年，在工作五年之後，我又考了北師大生物系讀研究生。

到1988年，開始做論文，我的導師陳皓兮當時是國家教委生物教育委員會的負責人，針對全國的生物教育情況，她有三個研究課題，高中的環境教育，高中的遺傳教育，還有一個就是初中生理衛生中的生殖健康教育。最後這個研究課題，因為她發現很多學校不講生殖系統的內容——課本里有，但老師不講，她認為這是需要有人研究的。恰巧當時她有三個學生，另外兩個學生就把前兩個題拿走了。

我現在回憶起來，是我動作太慢了沒搶到那兩個題，還是我內心覺得就應該做生殖健康的研究呢？都有吧。那會兒我年輕，還沒結婚，導師說，你要是覺得為難，可以換一個研究課題。我說我覺得可以，而且這個問題也很重要。談不上選擇，就從那時候一直做到現在。

正午：那會兒您還沒有結婚，您有那種羞澀感嗎？或者說，有沒有您個人的興趣、好奇的成分？

劉文利：還真沒有，可能也有點兒不知深淺，不太知道「性」是什麼東西。那時候我就是從生物科學的角度理解，就是關於生殖健康的科學知識，既然是科學知識，我們就應該學習，應該教給學生。我的論文題目也特別有意思，「從生理教育看國內外中學性教育及對幾個問題的探討」，導師特別強調要加上「從生理教育看」。所以我直到那個時候，還是把「性教育」作為在生物學科下面和生理衛生有關的學科知識。

正午：當時國內學界對性方面都做了什麼研究？像潘綏銘老師、李銀河老師，應該剛剛有著作出來？

劉文利：確定課題後，我開始查閱文獻。看了潘綏銘老師的研究，我就去找他。他那時已經是大學教授，很有名氣，我才是一個研究生，他特別熱情地接待我，還邀請我去他們家。我記得在他們家長談，他的女兒那會兒還很小，剛游完泳從外面回來，我到現在還記得那個畫面。潘老師對我影響挺大的。

通過潘綏銘我又認識了李銀河，那會兒李銀河組織了個同性戀研討會，潘綏銘把我帶去，我第一次看見真人同性戀，面對面，比較深的印象就是覺得他們和我們一樣，沒什麼特別的。記得在那次會議上，我問李銀河，好多人哭着喊着要出國，你怎麼回來了？李銀河說，「我是學社會學的，你不覺得學社會學的應該回國做研究嗎？」這句話給我印象特別深，後來想想，它對我十幾年後選擇從美國回到中國是有影響的。

還認識了閔樂夫，當時他在做青春期教育。還有劉達臨，他在做全國性文明調查，我知道後，自己花錢跑到上海找到他，說我也要加入。到了劉達臨家，他才知道我是個女的，挺驚訝的，那眼神到現在我都記得。他說，性在咱們國家還挺敏感的，你要做，會遇到一大堆困難。可能他想把我嚇回去，但去上海之前，我已經和北京的幾個學校聯繫過，我沒想過行不行，就覺得我想干，我就能幹。

這次調查在全國範圍內做了近兩萬份問卷，我在北京做了中學生調查1166份，大學生調查283份，「性罪錯人員」調查80份，問卷中會談到跟性行為有關的問題，還有月經、遺精這些。1980年代末，社會氛圍發生很大的變化，有很多波折。劉達臨老師也克服了很多困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做這個調查特別不容易。1992年，這份調查報告《中國當代性文化——中國兩萬例「性文明」調查報告》由三聯書店出版。那會兒劉達臨還做性文化博物館，辦性文化展覽時，那些展品，一個個用報紙包起來，在一個大會議室上攤一地。1989年參加會議期間，我曾經幫劉達臨整理展品。劉達臨後來會經常提起，他每次想起來這個博物館，都會想到我當時蹲在地上幫他整理那些展品。

調查做完後，我利用其中中學生的數據，寫出了碩士論文。論文請的是葉恭紹教授外審，她是北醫兒童青少年衛生研究所的締造人。當年周恩來總理倡導青少年性教育，跟吳階平、葉恭紹說要去落實這件事。葉先生對我的論文給予了高度評價。記得，1990年6月4日我去她家裡取她對論文的外審意見時，她握着我的手，又拍我的肩，說，小劉，你這麼年輕，就對這個話題感興趣，太好了，你一定要堅持下去，要牢記周總理的指示。我很受鼓舞，答應了葉先生的囑託，暗下決心，一定要堅持做下去。

正午：多少有點偶然，您進入這個領域，然後發現這個領域真的比其他領域敏感一些，麻煩多一些。

劉文利：對，但越是這樣對我越有吸引力，我其實個性裡頭有點冒險精神。好多次，人家問我是做什麼研究的，我說做性教育的，性教育？哪個性？特別吃驚。我也不覺得尷尬，說，就那個「性」，一個豎心旁，一個生，還在手上給人家寫。人家說，「性」還用研究？這怎麼會成為一個研究課題？他/她越是吃驚，越讓我覺得，你看，我幹了一件別人都沒想去幹的事。

現在的確有了很大進步，很多場合可以談，媒體也都比較關注。但「性」依然是個敏感的詞。我知道有些人還是不願意直接說「性教育」這個詞。包括我們合作的一些老師，不願意跟別人說他們在教性教育課，有些老師說，在朋友圈轉發了一篇性教育相關的文章，媽媽問，你怎麼轉這種文章？你為什麼對這個感興趣？只好朋友圈分組，說「肯定不能發到我父母能看到的那組去」。

現在人的分化很明顯，從我們那個讀本（《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的討論當中也可以看到，一部分人覺得這東西太好了，能儘早接受性教育很幸運，還有一部分人就覺得怎麼能教這些，學生學了以後還怎麼得了？現在社交媒體這麼發達，誰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態度和想法，你就可以看到對待性教育的態度明顯的不同，不同的人也很容易產生認識上的衝突、對立，或者是在公開場合下一方去攻擊另外一方。

正午：研究生畢業後，您就去美國讀博了嗎？

劉文利：我1990年研究生畢業，又在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做了5年的教研員。剛到那裡就有機會參加了由北京市教育局和中國科學技術館聯合主辦的《青春期教育展覽》的設計和布展，這個展覽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很多父母帶着孩子去參觀，我覺得特別好，當時課堂是不討論這個話題的，但在那樣的場合，父母和孩子可以討論。這個展覽全國走了十幾個城市，我看到很多留言，反響很熱烈。

工作了一段時間，我還是想讀書，當時國內也沒有我覺得特別理想的博士專業，就想出國。我挺幸運的，我的導師是美國兒童發展與教育領域著名的學者Carolyn Edwards博士，我跟着她念了兩年碩士三年博士，五年拿下學位。她一直鼓勵我，非常具體地鼓勵我，比如上她的兒童發展理論課，她說，我的答題邏輯性非常強，論述非常清楚。在她說之前，我從不知道自己還有這些優點。

從小我爸沒怎麼表揚過我，他覺得不能表揚，一表揚就驕傲了。很多中國父母都這麼認為，但這不利於孩子自信心的培養。所以回國做性教育以來，我一再跟與我們合作開展性教育的老師講，你一定要睜大眼睛，去發現學生的進步，放大他/她的長處，發揮他/她的優勢，讓他/她有信心朝着更高的目標努力。我是從自己的成長過程當中領悟到這些的，不完全是書本上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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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我看您主導編著的《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印象很深的是它強調尊重、平等，也強調協商作為一種能力。我覺得協商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少見，要麼是順從，要麼被直接定性為反抗。您對於這些的強調，也有您的個人經驗嗎？

劉文利：這套讀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對生命的理解，對個人價值的尊重，反映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些領悟。在小學階段，我們應該給孩子什麼東西，能讓他/她一生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有尊嚴地活着。

包括「協商」，像我出生的家庭也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家庭，很多事情由爸媽定，孩子不太有機會參與家庭事務的決定。我的性格中很多是順從、聽話，當然也有一點反抗，但經常會被打壓下去。上小學時，我有時會做點小「壞事」，老師就讓我寫檢查，寫到「深刻」為止，但還要繼續「不聽話」。我覺得你能夠去提出你自己的想法，並跟人協商，是有可能改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而這個能力是要從小培養的。

背後我更想說的是一個人的權利意識。我們在家庭中從沒說過孩子有什麼權利，學校里也沒說過學生有什麼權利，只講大人對孩子，領導對群眾，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力，而沒有去跟領導商量、跟爸媽商量的權利，你哪有那資格？要讓孩子有尊重、平等的意識，首先你要尊重他/她，平等地對待他/她，給他/她機會，讓他/她能跟你商量，過程中人的那種尊重、自信才會出來。

正午：您也一直在強調多元，你跟我不一樣，我接受你跟我不一樣。

劉文利：讓孩子體會到多元，是性教育比其他學科更有優勢的點。最表面的，每個人長相都不一樣；性別上，不是只分男和女，還有間性人，跨性別；性傾向上，有異性戀、同性戀和雙性戀，戀愛的對象也不一樣，甚至不去定義對方的性別。我們會教育孩子從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什麼是多元，你總會在某一類標籤下變成少數群體，比如在一群戴眼鏡的人中你不戴眼鏡，你就是少數群體，多數與少數是隨時可能變化的。

關注少數群體，這個思想是我姥姥給我的，她總是告訴我，不要歧視任何人，特別是那些境遇不如你的人。這是一種樸素的情感，但推及社會、文化層面，光有這種樸素的情感還不夠，需要一個環境，讓每個人都能意識到對他人的尊重、理解和包容是整個社會需要去做的事情。性教育中我特別關注少數群體，一方面是性少數群體，另一方面是殘障群體。最近我給丁香醫生審了一篇文章，談殘障人也需要性，希望性教育能關注到殘障群體，所以我們這套《珍愛生命》讀本中會出現盲人、聾啞人、坐在輪椅里的人、手拄雙拐的人。讀本在徵求意見階段，有人說，你為什麼要把這些人放在讀本里？我說，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當中有這樣一些人，當他們出現在你身邊時，你要尊重他們，當他們需要幫助時，你要盡你的能力去幫助。

一強調少數人利益，就有人說，那麼多健康的人都還顧不上，少數人就那5%，怎麼能老顧着他們？如果大多數人都這麼去看，那殘障人還有沒有活路？那誰還去關注他們？

我覺得一些人骨子裡對別人的歧視是非常嚴重的，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種觀念根深蒂固。我特別希望孩子從小就有機會接觸和了解每個人都不一樣，來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背景，不同的階層，你沒有理由去歧視人家，欺凌人家。這對於一個和諧社會的建設至關重要。

正午：對性教育，您最初從生物學介入，到研發讀本，將性教育變成一個更全面的課題，這個變化是怎麼發生的？

劉文利：在美國，我接觸到「全面性教育」這個概念。美國性教育分成兩大派，一派是全面性教育，一派是貞潔教育。貞潔教育，讓學生宣誓，不發生婚前性行為。美國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是支持貞潔教育的。但有大量的研究證據表明，全面性教育取得了一些比較積極的成果，包括推遲青少年第一次發生性交行為的時間，減少性伴侶的數量，增加使用安全套的幾率，減少性傳播感染的幾率等等，都是貞潔教育所無法達成的。

我好奇全面性教育是怎麼達到這樣的教育效果的。我有機會了解和學習美國性信息與性教育委員會出版的《全面性教育綱要》，發現全面性教育有這麼豐富的內容。在此之前我對性的理解更多是生理層面的。在美國讀博士期間，我修了一門「人類性學」課，它把我的眼界打開了，性這麼廣泛，而且這麼重要。我還參加一些跟性教育有關的學術會議，看到美國學者已經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們有好多全國性的數據，用來研究家庭關係、親密關係、性行為、性傳播感染等等，很多學者可以基於這些數據做大量研究。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的第一版《國際性教育技術指導綱要》中有87個性教育項目的效果評估，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數據，但中國沒有。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

很多父母擔心，性教育，會不會讓孩子過早發生性交行為。其實，對這個問題，國際有很多研究，證明不是這樣。這些研究的結果，一方面很少有機會讓廣大父母知道，另外一方面即便知道了，恐怕也不大容易相信，覺得那是國外的研究，又不是我們本土的。

還有關於同性戀，有些人說，孩子什麼都不懂，你告訴他/她同性戀怎麼回事，他/她就會變成同性戀了。但是，沒有證據表明這一點。科學研究告訴我們不是這樣，但是有多少人願意去相信呢？

我更希望性教育中講科學事實，講客觀存在的東西。也特別希望性教育工作者多發表性教育的實證研究文章，多為廣大父母和教師提供性教育效果的實證研究數據，使大家更習慣依據科學研究告訴我們的結果對性教育作出理性判斷。關於性教育的很多爭論建立在人們的主觀想象上，這是我們在推動性教育時遇到強大阻力的原因之一。

劉文利主編《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封面

劉文利主編《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一年級上冊P28，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劉文利主編《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三年級上冊P38，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劉文利主編《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六年級下冊P50，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劉文利主編《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五年級下冊P23，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劉文利主編，《珍愛生命——小學生性健康教育讀本》五年級上冊，P16，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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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請您談談這套讀本進入小學、得到使用的情況，教師、孩子和家長分別怎麼看待它？他們的聲音有沒有進入到讀本中去？

劉文利：我回國後，很清楚做性教育，就是要先從流動兒童做起，我找了一些打工子弟小學的校長，但他們不太願意，覺得性教育敏感，擔心家長不支持，也覺得老師沒受過訓練，難度很大。

後來，資助我們研究的基金會推薦他們合作的一家小學，校長願意與我們合作，開展性教育研究，那是2007年。培訓老師時，發現多數老師覺得為難，沒教過性教育。有老師說，連自己的孩子都沒談過，更不可能在班上當着那麼多學生談。有些老師上課前想象，講到性，孩子們還不得炸鍋了，擔心場面控制不了；但講下來，沒有，學生表現很平靜。我們是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給學生上性教育課的。

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培訓老師，和老師一起備課，一起上課，再來一塊分析。其實教師的培訓成本還是很高的。我一直堅持，要培養本校自己的老師去上性教育課，而不是我們課題組成員去講。只有培訓學校老師，讓老師能培養新的老師，才能持續下去。

學生在性教育課堂上特別活躍，課程里設計了角色扮演遊戲，有的學生追着老師說下節課自己也要扮演。打工子弟小學的孩子流動性大，有的四五年級轉過來的孩子說，這是我到現在為止學過的最有意思的課。

學生學習了青春期發育的知識，比如來月經，會有積極的態度，覺得應該得到父母的祝賀，自己長大了。這些孩子就沒有那麼多焦慮、恐慌，自然地接納了身體的變化。還有的孩子會安慰外校的朋友，講怎麼護理，買什麼樣的衛生巾。她能用自己在性教育課上學到的知識幫助身邊的人，特別自豪。這些孩子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也會更周到。有的孩子畢業時給我們留言，希望全國的所有小學都開性教育課。

另外是家長的培訓，性教育有其特殊性，一定要爭取到家長的支持，否則家長一反對，學校就害怕了。這些從外地來北京的務工人員，生活已經很艱難，不大有時間、有方法去很好地照顧孩子，但顯然，他們有強烈的願望，將孩子帶在身邊，希望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跟孩子更親近。所以我們充分利用父母這個良好的強烈的動機，來幫助他們關心孩子的成長。

家長一開始把性教育理解成就是關於生小孩的教育，覺得我們也沒有受過性教育，我們不也生孩子了？這種事怎麼還需要上課講？之後的問題就是，如果你們教了，孩子回家問問題了，我們回答不上來，怎麼辦？

經過培訓，家長漸漸懂得，我們講的性教育不是他們開始理解的那樣。當家長清楚了我們在課堂上教給孩子的很多知識，其實也是他們想給孩子說但不知道怎麼說的，這個時候很多家長支持學校開展性教育。比如說孩子愛看電視，我們跟孩子說電視傳播的信息，有些對你成長有利，有些不真實，包括有一些性別不平等、暴力的內容，你要在成年人監管的情況下來看，以及吃飯時、寫作業時不要看電視。家長說，你們課上一說，孩子吃飯時就不看電視了，特管用。

性教育中，我們跟孩子們講，要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每天清洗你的生殖器官，用自己獨立的盆，獨立的毛巾；要學會自己洗內褲，洗完放到陽光下晾曬。講完，孩子們就真的照着做，在改變着自己的衛生習慣。

這裡面也有自尊的教育，剛開始我們注意到有些孩子不太注意個人衛生。隨着我們的教育，慢慢地，孩子真的變得愛乾淨了，開始在意自己的身體形象，讀本里也有一些這樣的插圖，關注你的身體，清潔你的身體，而且熱愛你的身體，你只有熱愛了，尊重了，你才會理解別人的身體也需要受到尊重。

家長還會問我們，如果孩子問到「我從哪裡來的」，應該怎麼回答。我說你千萬不能隨便說從垃圾堆撿來的，也不能像一個孩子告訴我們的，他媽媽說，他是泥塑的，所以他害怕下雨天，擔心被澆化了。家長這樣說，孩子會覺得他不是你親生的，對你的管教和親子關係都有影響。

家長後來特別支持學校開展性教育，每次開家長培訓會教室里都坐滿了，有的還坐到門外邊去，他們渴望得到這些知識。也給了老師很大的信心，覺得自己的教育起到作用，得到了家長的認可，互相有了信任。

正午：那到五年級談消除歧視，到六年級談性傾向，家長們怎麼看？

劉文利：最近這次家長訪談是在上學期期末。訪談中，我們問家長，對在性教育中講性傾向、同性戀，怎麼看。家長說可以講呀，如果學校不講，孩子上網什麼都能看到，學校講了，孩子回家問，我們也能跟孩子討論了，我們心裡挺坦然的。

我們的讀本2007年開始使用，同時開始做家長訪談，至今，10多年過去了，家長群體也有很大的變化。性傾向和同性戀明確提出是在六年級，所以第一次我們做相關的家長訪談是在2012年。那時我們提「性傾向」，一些家長不知道什麼意思；現在我們提「性傾向」，「同性戀」，家長都說，沒什麼，孩子應該知道。至少在我們接觸到的這些家長群體是這樣的。

正午：孩子們對這個話題是什麼樣的反應？

劉文利：我們在五年級講消除歧視，就會第一次提到性傾向這個詞，到六年級談性傾向，在對孩子的訪談中，我們特意設計一個問題，他們怎麼看待同性戀。課前，孩子會覺得那些人「肯定不正常」，或者「他們有病，他們應該去看病」。一個學期結束後再訪談，孩子覺得「他們沒有病，他們跟我們一樣，他們也有權利去選擇想要的生活」。他們有這樣的認識上的變化，那當他們真正遇到同性戀群體時，一定不會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待。

這些年孩子也在發生變化，有些性方面的內容，他們知道的比大人想象的要多得多。比如二三年級講到不同家庭類型，孩子們說，你們沒有提同性戀家庭。到六年級，我們明確提到性傾向，這時就有孩子說，怎麼沒有講跨性別？

孩子們對性教育有需求。像跨性別，他們提出來，在形容這個群體時用的詞是「人妖」，帶有歧視性的語言，因為他們不知道這樣稱呼這個群體是不尊重的表現，甚至是歧視。其實，這提醒我們，在孩子講出「人妖」這個詞之前，我們要把正確的信息給到他們。通過性教育，讓學生知道有這樣的群體，我們稱為「跨性別群體」，避免學生很早就形成對這個群體的污名和歧視。污名和歧視可能是進一步欺凌的根源。

我們在整個性教育中一直關注權利意識的教育。在我們的基礎教育階段，這種教育是比較欠缺的。甚至當我們講兒童有四大基本權利（生存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時，有的老師都有點擔心，「你讓孩子都知道了他們有這些權利，我們更不好管教了」。

這些讓我反思，我們的教育到底是為了什麼？是為了教育者好管理，還是真正為孩子們的健康成長提供支持？一定是後者。那我們為什麼不情願讓孩子在知道自己權利的前提下來幫助他/她健康成長？這是我們文化當中延承下來的東西，我覺得一定要去打破它，培養孩子的權利意識，給孩子自由表達願望的機會，創造寬鬆讓孩子講真話的環境，否則怎麼培養創新型人才？

我想做性教育，深層的原因是希望推動中國的文明進程，讓更多人意識到你有這些權利，你要好好保護和行使你的權利，它是以性為基點，來談怎麼做一個真正的人、有尊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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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2017年3月，這套讀本引起了很大的爭議。

劉文利：我一直想有一個安靜的環境，踏踏實實做研究，研究出來後，大家覺得，好，能用，我就達到了目的。做性教育挺容易「出名」的，但是我不想出名，所以一直「夾着尾巴做人」。2017年網上對我們這套讀本的大規模討論，讓我一夜之間「出名」。突然之間來自社交媒體、主流媒體的傳播，把兒童性教育推到公眾面前，引發很多人的思考、討論，甚至爭議。針對網上的討論，我寫了一個回應，發布在我們課題組「愛與生命」微信公眾號上和課題組的微博上。

其實，我預期到早晚有一天會這樣，這套讀本會被大眾拿着放大鏡來看，所以讀本中幾乎每一句話，我都力求做到科學，還要符合兒童的發展特點，符合中國文化等等，這些我都考慮過，但我沒有準備好社會上如此大規模對兒童性教育的討論。這個過程中，充滿艱辛和挑戰，當然也倍感欣慰，因為有更多的人關注性教育了，大家討論的已經不再是要不要開展性教育，而是怎麼開展。這就是社會的進步。

這件事以後，如果說我要總結經驗教訓的話，是我應該在媒體傳播這一塊做更多細緻的工作，一旦再有這種「輿情」發生，可以更加從容應對。

當時有國內外上百家媒體要採訪我，我婉言謝絕了。現在想想，還是深感歉意，願意借這個機會向所有曾經關心我們性教育的媒體朋友表達感激之情。過了半年，慢慢地我接受了一些媒體的採訪。現在也是，我覺得性教育在傳播領域做得還很不夠，有人關心是好事，我也希望能夠通過不同的傳播平台，來傳播性教育。

正午：2017年的那場爭議後，我覺得輿論對於性教育的觀點發生了變化。

劉文利：那次討論我有非常明顯的感覺，有很積極的影響，我覺得是社會的進步。通過大眾媒體，或者跟其他人溝通，我看到大多數人是有這個共識的，能達成這個共識，我認為我們那套讀本是做了重大的貢獻。

經過2017年性教育社會大討論，性教育機構雨後春筍般地長出來了，或者比過去更加「大張旗鼓」地開展性教育。一些機構，以前是悄悄做，那之後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說了。是有一些商業性的機構，我覺得應該有各種各樣的機構和個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來開展性教育，滿足各方需求。

現在大家都比較關心兒童性侵害，由此想到性教育，希望通過開展性教育預防兒童性侵害。我一直主張預防兒童性侵害是性教育的一部分內容，但一定不是全部，就像性交不是性教育的全部內容一樣。僅僅做預防性侵害的教育，讓孩子對性的認知不是全面的，而是負面的。單純對孩子說這是你的隱私部位，誰都不能碰，就變成了僵化的教條。我們的性教育不僅講預防侵害，也包括認識身體，愉悅地接納自己的身體，形成積極的身體意象。身體是你的，你有權利處置你的身體，你可以說「不」，也可以說「是」，但教育者不能都教成說「不」，那到建立親密關係的時候，要說「是」的時候，怎麼辦？性教育中，我們要重視培養孩子在什麼情況下說「不」，在什麼情況下說「是」的能力。

現在普遍性教育中負面的東西太多，預防性傳播感染、預防艾滋病，預防性侵害，預防校園暴力與欺凌，預防青少年懷孕、流產……社會一有什麼問題，大家就覺得，要做性教育，來解決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成了開展性教育的前提。這麼做的結果就是「性」的美好、積極的意義沒有了。

其實，對於身體的探究欲望是人與生俱來的，但孩子一探究就被訓斥甚至被打，孩子慢慢感覺到探究身體是一件不被允許的事，是一件不好的事，這對孩子積極地認識自己的身體是不利的。很多女性一生不能享受性的愉悅，這也跟早期缺乏性教育有關。我覺得中國要推動性教育，需要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婦女解放運動。如果女性沒有真正地受到尊重，女性對社會的巨大貢獻得不到全面承認，女性的性愉悅不被重視，甚至都不能提及，性教育這條路會走得愈發艱難。性教育從來都不是一個孤立的教育現象，它和整個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緊密相連。

正午：今年一月，關於《珍愛生命》讀本的爭議又出現了，有文章指責它「宣揚同性戀」，北師大出版社發布了一個聲明，之後，這套讀本就下架了。目前是什麼樣的情況？

劉文利：性這個東西，總是帶有敏感性，很容易引起爭議，而且永遠有爭議。我覺得討論或者爭議是好事，大家可以通過討論澄清認識上的誤區，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共識。但上級領導可能會從更加宏觀的角度看問題，不願意因性教育引起更大的「輿情」，希望能有更加有效的措施讓「輿情」儘快平息下去。因此，讀本下架，作為有效措施被執行。我們被要求將任何敏感並可能在未來引發「輿情」的內容都去掉或者修改。

可能將來被迫刪掉或減少的內容，包括家庭的多樣性，如丁克家庭，生育或者不生育的權利，同性戀等。

要去掉所有可能「敏感」的內容，我覺得那就不是性教育了。性，永遠有爭議。

讀本下架後，要求修改。對我來說，這裡面有很多的無奈，委屈，沮喪，我哭過好幾次，但是如果不修改，可能這套讀本就再也不能和大家見面了。

還有2018年出版的《珍愛生命——幼兒性健康教育繪本》，也被要求修改。比如《彩虹心情》那個繪本，封面有一道彩虹，是想形容孩子的心情，像彩虹一樣絢爛多彩。就被要求拿掉，因為那個圖容易讓人聯想到彩虹旗，還被要求修改繪本的名字，不讓叫「彩虹心情」。我覺得改成「多彩心情」或者其他什麼題目，都不如「彩虹心情」來得更加美麗。

相比2017年的那場爭議，如今我們面對更加複雜的情況，我覺得性教育承擔了一個使命，培養尊重、包容、多元、自由、民主的價值觀，而且我也認為這些價值觀和國家提倡的核心價值觀是高度契合的，這讓我很有底氣，我覺得性教育是踐行核心價值觀最重要、最有效的課程，沒有之一。

劉文利主編 《珍愛生命——幼兒性健康教育繪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

正午：現在因為網絡的發展，孩子可以很便捷地獲取信息，甚至有些途徑是家長和老師不知道的，這種在課堂上統一的教育，能夠解決孩子的個性化問題嗎？

劉文利：我覺得學校性教育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它的好處在於，這個所謂的「敏感」話題，可以拿到課堂上討論，給孩子的示範是，當你有性的問題，你可以去跟老師交流。不僅僅是那些知識，而是傳遞對性問題的態度。在家庭里也一樣，不只是告訴孩子從哪裡來，哪些隱私部位不能讓別人碰，而是傳遞給他/她，這些「性」事我們做父母的很願意跟你聊。重點在於創造這樣一種氛圍，讓孩子切身體會到父母的愛，父母想給予的支持。

正午：也有人疑惑，中國有巨大的地域差異、城鄉差異，一套材料可能適應所有人的需要嗎？

劉文利：我們這個研發團隊成員大部分都是城市生活背景，對農村的生活不太了解。我也努力加入了一些農村的元素，但整套讀本，城市化的背景還是很明顯，所以也有學者提出，中國這麼大，城鄉差別這麼大，你這一套材料不能滿足所有的需求。我非常同意，應該有更多的人，根據當地的情況開發出更多適合當地孩子的材料。

但你反觀其他學科，很多是由國家撰寫的統一教材，不分城鄉，那為什麼別的學科沒有這種問題，只有在性教育上，大家覺得是問題？

性教育面對很多複雜的問題，像語文、數學，很少有家長或者老師質疑說這個階段講這個內容是不是超前，都是恨不得講得越多越好、越深越好；但一說性教育，就是你講得太早了，太多了，太超前了，或者你得拿出證據，證明這個時間講到這個程度是符合孩子發展的。大家沒有把性教育看成是孩子發展過程中應有的教育，和數學語文沒有區別。背後還是對性的偏見在作怪，覺得性是不好的，孩子接觸了就要變壞，所以擔心講早了，講多了。

現在一些學校能夠接受性教育，是接受講預防性侵的教育，不教育孩子將來遭受性侵怎麼辦？性，在預防性侵的教育中被呈現出非常負面的那一面。我擔心，在孩子對性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認知時，只講防性侵，只講性的負面信息，對兒童的健康成長未必產生積極影響。

在性教育中，很多關於性的積極美好的一面，很難有機會被呈現出來，讓孩子知道。比如我們講到自慰，會客觀地說自慰本身對身體沒有傷害，它是正常的、自然的行為，只不過你要在私密的場所，同時注意安全和衛生。但在2017年的討論中，也有人提出，你怎麼能給孩子講自慰，孩子學了不就都去做了？他們覺得自慰是不好的。

在中國，做學校性教育異常艱難。很多人「異常嚴格」地從多角度、多方位、多層面來審視性教育，幾乎所有的人都拿着放大鏡緊盯着你在學校里都教了孩子哪些性知識，是不是太早了，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太超前了，是不是誘發孩子「性早熟」「早戀」「過早發生性交」等，那真的讓性教育非常難走，所以現在幾乎沒人想去做學校性教育，認為那是一條很難走通的路。

但是我依然覺得，性教育在推動社會的文明進程上，比其他學科有更明顯的優勢。性，太不被教育重視了，但恰恰這是孩子特別想知道的，有極高的學習熱情。價值觀的教育要有孩子情感和興趣的高度捲入，那麼，什麼跟孩子密切相關？就是性。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性教育處於一個特別基礎的發展階段，目前最大的障礙，來自於人們的觀念和意識，包括對性教育的不理解甚至是偏見。也許實證研究更多，範圍更廣，就更能去說服更多的人接受性教育。讓性教育惠及千萬兒童和家庭，以此推動中國不斷走向文明。

—— 完 ——

劉文利，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理學部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兒童性教育課題組負責人。從1988年開始從事兒童性發展與性教育研究工作。美國內布拉斯加大學哲學博士，師從美國著名兒童發展與教育學者Carolyn Pope Edwards博士。編著並出版《珍愛命—學性健康教育讀本》（全12冊）、《珍愛命—幼性健康教育繪本》（全9冊）和《學性健康教育讀本》。在北京師範大學開設本科生課程「人類性學」和研究生課程「兒童性發展與性教育」及「性教育專題研究」。

題圖：視覺中國。本文圖片除題圖外，均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