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禮到底是給誰的？南方和北方的彩禮是一回事嗎？

「天價彩禮致貧」、「一談彩禮就崩」、「北上廣不相信彩禮」等等——最近關於彩禮有很多新聞和討論。

不過我們發現，在社交媒體討論「彩禮」的時候，大家可能討論的不是一回事兒，比如，在你所在的地區，彩禮是給女方父母還是給新婚家庭？彩禮背後的結構性原因是什麼？農村和城市的彩禮重要程度又為什麼不同？

在討論之前，實地調研結果可能更為重要，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青年教師李永萍的研究領域是農村社會學和家庭社會學，曾在南北方數個農村進行長期的調研和訪談，曾發表關於彩禮和嫁妝的論文數篇。

我們和李永萍聊了聊彩禮相關的問題。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的青年教師李永萍北方彩禮給新婚小家庭，南方給女方父母澎湃新聞：怎麼給彩禮定性呢？有的定義是給女方家庭的一個賠償，也有說法是給小夫妻新家庭的資助？

李永萍：有婚姻補償和婚姻資助這兩種說法。從我們調研來看，南北差異比較大。在南方宗族性村莊，比如在廣東清遠，彩禮仍然被認為是對女方父母的補償，在江西，當地的農民把彩禮叫做奶漿錢和育生錢，從這種叫法也可以看得出，彩禮是對女方父母養育女兒的補償。

在北方農村，主要是在華北農村比如河南，彩禮主要是給新婚小家庭的。但在結婚之前，專門有一個給彩禮的儀式，名義上仍然是給女方父母，但是女方父母通常都會在女兒出嫁時把彩禮全部給女兒。

澎湃新聞：南北方彩禮的差異還有哪些？

李永萍：除了北方的彩禮更多地給了新婚小家庭，南方更多地給了女方父母，還有一個不同是北方彩禮偏高，華北農村的彩禮比較高，這幾年基本上是在15~20萬元。你想如果彩禮額度到了十幾萬，父母還都不給女兒，這也說不過去。

在南方農村，彩禮普遍其實不高的，一般都不會超過5萬塊，大部分都是兩三萬，儀式性和象徵性的意味會更濃一些。甚至南方有的地方沒有彩禮的說法，在四川，湖北恩施、宜昌這些地方，給不給彩禮都可以。

澎湃新聞：為什麼南北方的彩禮會有很大差距呢？是怎麼形成的呢？

李永萍：其中一個原因是北方家庭之間的代際責任是很強的，如果一個北方家庭的男生沒有娶到媳婦，他的父母是很丟面子的，父母會被認為是沒有能力讓兒子娶到媳婦的，是自己的原因；但南方農村會覺得主要是兒子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娶不到媳婦能怪父母嗎？這也是南北方父母對於人生任務安排的區別，也是文化對彩禮的影響。

澎湃新聞：南北方內部不同家庭之間的彩禮差距大嗎？

李永萍：同一個地區內部階層差異沒有區域差異那麼大。但是我們確實也看到，男方經濟條件的好與壞，它確實會影響到女方要彩禮的額度，比如說在北方農村就會出現一個現象：男方家庭如果經濟條件越好，或者男方的綜合素質比較強一點，女方可能在要彩禮的時候，反而會少要一點。

如果男方家庭經濟條件越差，反而會要的更多一些。女方會覺得，如果你在結婚的時候都拿不出高彩禮，我以後就更沒有保障了。

澎湃新聞：如果我們把彩禮、嫁妝看成是對小家庭的一個啟動資金，或者是叫財產的提前分配，那拿出來幫孩子買房或是付首付的錢，這個也是財產的提前再分配？這兩者如何區別看待？

李永萍：結婚的成本包括彩禮、嫁妝、以及房子等等，但我們說的彩禮更強調「禮」，沒有包括這個房子首付。嫁妝是女方父母給到女兒的。有的地方認為把彩禮返還給女兒或小家庭就算是嫁妝了，有的地方覺得女方父母需要額外給一些物資或者金錢才算是嫁妝。

澎湃新聞：那能說把彩禮給小家庭比給到女方父母更進步嗎？ 這個進步我的意思是在性別平等方面？

李永萍：我覺得也不能說更進步，或者說更傳統，都是在當地的區域文化中形成的，比如在北方農村，大家覺得彩禮就是應該給女兒的，如果你不給的話，別人會覺得你是賣女兒，在當地就會有這種輿論。但是在南方農村，在大家就覺得這個錢應該給女方父母的，很難說哪個更進步一些或更現代。

其實北方農村以前也是給女方父母的，但後來慢慢演變到給女兒的小家庭，有一個演變的過程。

人民視覺資料圖要彩禮和追求男女平等並不矛盾澎湃新聞：高價彩禮存在的結構性原因是？

李永萍：最主要的還是性別結構的失衡。確實在婚姻市場上，現在男性資源是比較多，女性資源是比較稀缺的，女性在婚姻市場上具有更大的主動權和主導權。

在北方農村，性別比失衡會更嚴重一些。比如在陝西一些地方，男孩偏好比較重，上個世紀還有「溺女嬰」的事情。現在的適婚青年，比如現在的90後一群人，他們的性別比失衡更嚴重。

另外，北方農村的通婚圈是比較封閉的，他們對本地婚姻的偏好會更強，男的都要在本地找女孩子，但本地女孩可能出去打工了，有可能就嫁到外地，剛剛講到女生本來就少，又向外流動走了，本地男生就更難找了，所以女方在婚姻方面的要價能力就比較強。

澎湃新聞：如何看待彩禮金額和女性地位的關係？有關係嗎？

李永萍：女性地位提高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全國各地都是這樣，當然在不同地方的強弱程度不一樣，比如說四川這些地方，女性的地位相對來說是更高的。

但女性地位提升和高彩禮沒有相關性，我們需要把女性地位提升和彩禮的性質結合起來，因為我們全國的女性地位都在提升，那為什麼就只是在一些地方彩禮高？

比如在北方農村，彩禮最終是給到女兒的，女性地位提高了，她也會為她自己爭取高彩禮，這個時候女方父母在婚姻市場上去要高彩禮的話，也不會被別人說他是賣女兒，因為這個錢又不是給到父母的。

但在南方農村就不一樣了，彩禮仍然是給到女方父母的，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女性地位提升反而導致少要彩禮。因為只有少要彩禮，才會表明自己更看重女兒這個人，而不是看重對「賣女兒」的補償。

澎湃新聞：有人說女性收彩禮還是把女性當成商品資源，是對男權社會的妥協，不利於男女平等。你怎麼看這個觀點？作為女生自身，該要彩禮嗎？

李永萍：我認為還是要看各個地方對彩禮的看法，比如在南方農村，如果要高彩禮但又不把彩禮錢給到女兒，可能就是一種「賣女兒」，是把女兒當成商品資源的行為。但在北方，因為這個錢是給到女兒的，父母收彩禮一方面是為女兒，一方面也是為小家庭。

澎湃新聞：這個就在倫理道德上是更好的，占據道德制高點的？

李永萍：該不該要彩禮或者要多少彩禮，要結合各個地方的風俗來看。有的地方就是有彩禮這種儀式性的規定。彩禮是可以作為婚姻締結的一個環節或者一個儀式，給一兩萬或者給幾千。並不是說彩禮完全不能給，要結合雙方家庭的經濟情況。

我覺得要彩禮和男女平等之間是沒有相關性更沒有因果性的，不一定說他要了高彩禮，婚後就地位一定高；或者不要彩禮，才能證明自己很獨立。

2020年9月26日，參加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零彩禮集體婚禮的20對新人步入婚禮現場。人民視覺 資料圖農村婆媳關係「顛倒」，年輕媳婦占據主導澎湃新聞：你在調研中發現女性在基層或者是在農村的環境裡面，整體上他們是受到一個結構性的壓迫嗎？我理解結構性的壓迫的意思是，女方要承擔生育，包括嫁到男方家之後，是不是要服從長輩？同時很多家務勞動的重擔也是落在女性身上的。

李永萍：如果你去農村調研之後，就可以知道現在媳婦的地位都是很高的。現在婆媳關係裡面都是年輕媳婦占主導的，已經完全顛倒過來了。

我們調研的時候，很多中老年一代就會提到說現在都是什麼「婆媳顛倒顛」。婆婆成了媳婦，媳婦反倒成了婆婆。我們會通過一些具體的事情，比如在這種婆媳關係怎麼相處，或日常的家務怎麼分擔，我覺得跟以前相比已經大大扭轉了，現在農村年輕女性在家庭裡面是很有地位的。

當然也有一定的區域差異，比如說在宗族性比較強的地方，女性的地位相對來說比別的區域會低一點，但如果相比較於過去，它仍然是有很大提高，所以整體來看，現在農村裡面年輕媳婦地位是比較高的。

澎湃新聞：這個挺令我意外的，我的一些朋友也是知識女性吧，但是婆婆沒有那麼容易讓我們覺得我們有權力，兒媳婦還是要討好婆婆的。所以我會很意外聽到在河南的農村，已經是完全權力的顛倒。

李永萍：這個不是說媳婦地位提升了，她在家裡面就是皇上了，說一不二了，只是說她在家裡面享有更大的話語權了。比如 「教養分離」，你會發現大部分雖然是婆婆帶小孩，但是婆婆帶孫子孫女主要負責她的「養」，婆婆主要是一個輔助的人，相當於是做事情，就是你幫我帶小孩，但是在「教」的方面，比如說小孩的學習，包括輔食這些方面的決策權時，大部分還是年輕人主導。

所以可能跟你的感受是不一樣。包括你講到「討好」，我認為婆媳之間，相互之間都要去討好，都要想怎麼樣更好地相處。

我們在農村訪談也是一樣，婆婆也會講到媳婦怎麼對她好，給她買東西，生日的時候發紅包或者怎麼對她親密，然後婆婆也會去討好媳婦。它更多是一種更加平等的，相互之間都有話語權的，然後媳婦更占主導地位一些，特別是在家庭經濟、家庭事務決策上。如果說從代際來看，年輕小家庭的話語權力更大一些，父母的話語權慢慢地會變弱一些，都是相對的概念。

澎湃新聞：你想強調一個歷史的變化。

李永萍：對。就看跟什麼時候比了。我們都知道以前女性受到的壓迫大概是什麼樣子，現在婆婆的權力是沒有以前那麼大了，這個變化還是有的。

另外，你的生活圈和農村的情況可能會有一個差異，比如說你們的長輩都是城市家庭的，也是在同時代的人中受教育比較高一點的，而整體來說，農村的中老年一代婆婆受教育程度低一些，她們的話語權也沒有年輕兒媳婦那麼高了。

澎湃新聞：婚姻法在2011年也有一個變化，舉例子說，房子如果是男方婚前的財產，如果離婚的話，女方相當於要淨身出戶，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去看的話，彩禮能否理解為給女方的一個提前的保障？

李永萍：在北方農村要高彩禮，女方父母就是這樣的想法，在結婚的時候能夠儘量多要一點，包括女兒她自己也有這種想法。萬一婚姻有任何風險，有一部分錢是可以用來保障女方的生活的。

澎湃新聞：2019年，農業農村部也批評過農村彩禮，提倡「移風易俗」，您怎麼看？

李永萍：官方批評彩禮是因為有些地方的彩禮過分高額了，有很多農村的男性被迫打光棍，這個時候家庭的壓力也是很大的。

但移風易俗還是很難的，行政很難介入和干預我們的私人生活，它可能很想去改變，但這種倡導能不能發揮作用還是需要整個地方的風俗文化有變化才行。

（實習生張可玟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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