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須一瓜《致新年快樂》：致那些把人生當戀愛一樣過的人

春節臨近，作家須一瓜的最新長篇小說《致新年快樂》剛剛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故事裡的「新年快樂」是一家工藝禮品廠的名字。從小做着「警察夢」、卻被父母強令學琴的成吉漢從父親手裡接過工廠，將之變成自己招兵買馬的夢想實驗場，組建起一支嫉惡如仇的保安隊伍。這群隊伍「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熱衷於治安巡邏、擒拿扒手、除暴安良，由此演繹出一系列轟轟烈烈的故事。

往好聽了說，這是一支「民間反扒志願力量」；往難聽了說，這群人個個都是「神經病」「瘋子」「二百五」。小說寫到：「春節假日，每個被排值班的警察都痛苦萬狀，恨不能在萬家團圓的日子裡，陪伴父母妻小。可是，這些反扒志願者，龍騰虎躍拔劍四顧，就怕你不排上他的執勤時段，從來無需分文，個個無怨無悔。」

小說不長，總共14多萬字，依然延續了須一瓜小說一貫的「荒誕感」。儘管它是一個極具悲劇色彩的故事，但行文輕快，富有節奏感，經常讓人忍俊不禁。值得注意的還有「音樂」——這部小說中的關鍵元素，如影隨形，無處不在。如果有可能，邊聽音樂邊讀這本小說，那會是一種神奇的體驗。如果不能也無妨，畢竟文字和音樂一樣，都具有某種神奇的「致幻性」。

《致新年快樂》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新近出版對須一瓜而言，《致新年快樂》是一筆「早就要寫但一直沒寫」的舊賬。小說沒有人物原型，但她一直關注着社會中那群特別想當警察的人。

「人類天生具有社會正義、人生正義的訴求。」近日，須一瓜就《致新年快樂》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她說：「在這部小說後面，我看見並致意我們每個人的正義夢想。如果我沒有判斷錯，實際上每一個人的心底都給那些『二百五』留有被心靈之燭照亮的位置，每一個人都知道人生的價值並不僅僅局限在物質成功。是的，每一個都知道。我們都假裝忘記了它們。」

所以，這是一個「愚蠢而高貴」的故事，一個致敬正義，致敬夢想，致敬靈魂的故事。批評家黃德海為它寫下了三句話：一群逆向駛入時代的年輕人，一些人生中重大的轉境時刻，一個善意進入崎嶇世間的故事。

在書的後記里，須一瓜還寫了一句讓人很是着迷的話：「我像戀愛一樣關注，像戀愛一樣書寫，書寫那些把人生當戀愛一樣過的人們。」

那些把人生當戀愛一樣過的人們，就是那些有「夢裡人生」的人。

須一瓜 ，著有《淡綠色的月亮》《提拉米酥》《蛇宮》《第五個噴嚏》《老閨蜜》《國王的血》等中短篇小說集，及長篇小說《太陽黑子》《白口罩》《別人》《雙眼颱風》《甜蜜點》等【對話】澎湃新聞：小說對於時間的設定是「二十年前」「城市化初級進程中」……而在後記里，你說這是一個「早就要寫但一直沒寫」的故事。所以我會好奇，這是一個有人物原型的故事嗎，還是說寫作靈感來自很久以前的某次觸動？

須一瓜：沒有人物原型，也不算哪一次特別的觸動。只是，我一直注意到生活中有這麼一類就是渴望當警察的人。他們中的確有人是覬覦社會管理的威風，但有的人並不謀私，就是想打怪「升級」自己「人生段位」——他們把警察視為更高級的生命形式。

正義感是人類的原始情感，人類天生具有社會正義、人生正義的訴求。遏制不公不義，與普通職業相比，和司法其他機構相比，警察顯得「手段直接」而且還比較容易「夠得着」。所以，總有人通過做夢、想象、嫁接等方式，實現自己護法使命，他們有意無意地縱容自己，在護持人間公平正義、除惡祛邪的追夢中，展示人生一味。可能滑稽，可能莊嚴。

至於小說時間段的設定，是出於小說人物活動合理時空的考慮，倒不是二十年前就想寫。

澎湃新聞：我自己看這個故事，有過幾次情難自禁的時刻。一次是他們大面積掛彩，結果一進廠大門就燈光齊放、噴泉狂飆，還響起高分貝的《凱旋進行曲》；一次是他們以「警民共建」的名義去敬老院搞慰問活動，在那個無須擔心被證偽的時光里全力奉獻；一次是故事的最後，猞猁死了，成吉漢也走了，「我」想起了里爾克的「人怎麼能通過狹窄的豎琴跟神走」。

在後記里你也說到，自己是有一天突然開始一口氣猛寫，其中兩次，情難自禁。這兩次「情難自禁」是在什麼時候？

須一瓜：寫到《凱旋進行曲》那一節時，藉助音樂，我也被那些人「毒癮發作般」的英雄豪情感染到。理想和現實，在那個小鎮的夜空，在那個時刻，是有點界限不清了。

而我讓更情難自禁的兩次，一次是邊不亮最後的告別，告別那個不能再做夢的地方。騎摩托離去的少年，本來一路出大門而去，但到廠大門口，聽到了為他送行的《女武神出騎》。旋律在空曠的廠區迴蕩，摩托少年掉轉車頭，在旋律中繞廠柵欄疾馳一圈，然後出大門，一騎遠去。這個英雄出征、激越震宇的音樂，卻反襯着壯志不舉、泯然人間的黯然終結，我寫得很感傷；

最後一次的情難自禁，是新年快樂廠人去樓空後，成吉漢孤身獨坐在已經被轉讓的廠辦公室，最後的音響室播放的是《沃爾塔瓦河》。這才是最後的夢境的告別，這是他的精神丹田。他和那些用夢的磚瓦建造的世界，和那些用熱望與心血鑄就的世界告別。深情、堅韌、遼闊，愛而不能，矢志不移。在成吉漢下落不明的卷尾，他的家人在他的房間，再次聽到了《沃爾塔瓦河》。這個愛而深情的旋律，大潮般地衝擊着成功者的實利人生。家人明白，也許每個人心裡都明白那個世界的高貴與美。

澎湃新聞：在這部小說里，「音樂」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它貫穿全文，也是改變小說人物命運的關鍵。在寫小說時，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怎麼想到要寫「音樂」的？

須一瓜：我喜歡音樂。不是那種發燒友，只是情緒比較容易被音樂酵化，我享受這種酵化，也由此知道它和現實有折光率的關係。我第一次在小說里把音樂放進去的時候，是寫一個屢戰屢敗的窩囊記者，小說的結尾，在空無一人的音樂噴泉廣場，在大雨中，在《藍色的多瑙河》圓舞曲中，他起身張臂，旋轉，獨自起舞，孤獨地旋轉在茫茫大雨中。

音樂和情感零距離。正因為知道音樂的致幻性魔力，在《致新年快樂》中，它能夠使裡面的核心人物更具有超越現實的致幻力量。面對自己胸中的正義，面對夢想，他們才更具有激情澎湃的推己及人的爆發力。我依賴這個元素，在寫作的時候，我不斷在聽，寫得自己淚流滿面。但是，我也會沮喪，我知道，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讀者，他不一定能有音樂的輔助，我怎麼能夠把他完滿地帶進這個境界裡？

《致新年快樂》首發於《收穫》長篇專號2020年春卷澎湃新聞：我覺得和《雙眼颱風》有點相似的是，《致新年快樂》也是一伙人共同完成某種正義之舉。仔細想想，這支民間反扒志願隊的組成很有意思，每個人的出身、經歷都不一樣，「想當警察」的原因也不一樣：成吉漢是老闆，他對警察的執念和自己小時候的夢想、父親的強勢有很深的關係；邊不亮嫉惡如仇，是因為自己心裡本就裝滿了仇恨；鄭富了、鄭貴了兩兄弟是因為從小被欺負，覺得警察威風，無人敢欺。還有唯一的例外——猞猁，原本是前途無限的真警察。當你筆下組成這麼一支隊伍的時候，他們是一個個自己跑出來的，還是你有意的設想？

須一瓜：小說里哪有送子觀音啊，都是一點一點自己去創造。我們需要人物服務於小說的表達，需要可信任的人物去執行小說內涵，需要人物體現人生的本來狀態。人物彼此之間的差異性，呈現的正是現實生活里各色人的不同。他們面對共同的夢裡人生，自然帶有個體明顯特徵的差異。只有追求準確還原人生本色，才有虛構這支夢之隊的可能。

澎湃新聞：這部小說出現了很多「反差」：無限幻想成為真警察的成吉漢、鄭家兄弟和曾是真警察的猞猁是反差；猞猁既因「豬一樣的隊友」一點點看到曾失去的敞亮，又因「豬一樣的隊友」做出了致命的決定——沒有直接報警；老成對成吉漢的評價是：愚蠢的，高貴的；就連成吉漢最愛的音樂，它能是鼓舞人心的凱旋曲，也能是要人性命的致幻劑。在這些「反差」背後，你對人本身有着怎樣的判斷與思考？

須一瓜：謝謝你看得這麼細緻。 這裡是有反差的設計，那個優秀的真警察，在失去身份之後，固然有失落，但也正是假警察狂熱的「職業驕傲」，讓他靈魂震顫，深刻反思到自己所失的價值所在。他的犧牲，下意識里是向自己失去的職業尊嚴、失去的夢想致意。

老成和小成也是一個對比。老成是現階段社會最受人羨慕的成功者，在世人的價值體系里，小成當然是個荒謬的失敗者。然而，小成天賦的生命之光，又成為老成心底的、無可言說的無奈與榮耀。

老成是精明的。如果一個社會沒有安全感，如果人人都在瘋狂摟錢，那麼，和錢沒有關係的東西都會變得「很傻很天真」。沒有私慾的慷慨，美德行動，公益努力，甚至對整個社會共同的善，對自由、平等、非功利價值的關注，都會被置於幼稚可笑的境地。但是，如果我沒有判斷錯，實際上每一個人的心底都給那些「沒有社會經驗」的二百五留有被心靈之燭照亮的位置，每一個人都知道人生的價值並不僅僅局限在物質成功。

是的，每一個都知道。我們都假裝忘記了它們。

澎湃新聞：對有的人來說，奉獻、向善的過程或許也是自我救贖的過程。比如邊不亮這個「女扮男裝」的小說人物，她本是一個充滿戾氣的人，原生家庭被好賭的母親搞得家破人亡，自己讀不成書，還被陌生人欺辱了，她說過：「想殺……人啊，殺所有可恨之人……」但小說里有這麼一處細節，從敬老院回來時猞猁問她：「當警察的感覺好嗎？」邊不亮回，比拿刀的感覺好多了，因為踏實、敞亮。

聯想到最近的新聞，邊不亮這樣的角色或許也帶來了些許寬慰，即有的人即便遭遇不幸，也能守住起碼的善良和正義。你怎麼看待個人和世界的和解？這是一種天性，還是一種能力？

須一瓜：邊不亮是個行動者，隨身帶刀、性情兇猛。如果邊不亮沒有邂逅「新年快樂」的隊伍，她很可能是個對環境容易驟起殺心的報復者。邊不亮本來是靠一己之力，護衛自身權益，而新年快樂的隊伍放大了這個能量。直到被警察授權的敬老活動，這個護善的能量有了高調的呈現機會。

夕陽紅養老院是個非常奇妙的魔幻時空——那一瞬間，有一種奇怪的默契發生了：想扮警察的人、樂意視其為真警察的接待方、授權代表共建去敬老愛老的真實派出所，多方意願，似是而非又師出有名，讓「新年快樂」這支隊伍真切地獲得「身為警察」的真實感受。那份被信任、被倚仗、被敬慕似地尊重的使命感，如神光照耀心坎，那一瞬間，每個人真是光彩重生。相比而言，邊不亮那把老百姓手裡的護法護身小刀，永遠不會擁有那樣令人神定心安、陽光普照的魔力。

在我看來，邊不亮的回答，首先是擁有法律軌道而體驗到的踏實心安與力量感。也正因為「新年快樂」，邊不亮沒有機會再惡化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所以，如果說是達成和解的話，那既不是天性也不是能力，是幸運。

澎湃新聞：小說的結尾是充滿開放性的。猞猁死了，這支隊伍解散了，我會好奇剩下的這些人在未來的日子裡是否依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或者說，你覺得這樣「愚蠢又高貴」的人在今天還有嗎？在這一部叫《致新年快樂》的小說背後，你還想「致」什麼？

須一瓜：寫的時候，我也在想這個問題。以我對他們的了解，我想在他們的心底，這個「英雄念想」一定不死，會不同程度地存活在人間。在條件合適的時候，可能依然會像極光那樣顯形。

在這部小說後面，我看見並致意我們每個人的正義夢想。「愚蠢又高貴」的人，依然沉潛在芸芸眾生里，在我們身邊，在我們心底，在我們夢裡。就像我前面說的，人類天生具有強烈的正義訴求，只要這個原始訴求存在，就必定有實現它的手段與渴望表達的方式。

遺憾的是，這個夢一定會破碎的。越夢得圓滿，越以為真，企圖越俎代庖，那就離夢醒不遠了。

澎湃新聞：這是一部有悲壯色彩的故事，但很多地方也寫得非常輕快。比如寫阿四做菜講究配樂，寫猞猁怎麼「懟」鄭家兄弟，寫成吉漢怎麼拿着長掃把自嗨……為什麼用了這樣的寫法？

須一瓜：小說基本是以喜劇調子開場，以悲劇終結。這些天真的追夢人，因為漂浮在世俗價值與秩序之上，他們「失心瘋」般的鄭重其事，他們「二百五」後面的古道熱腸，必然與精明世故的世道人心有一點「令人不適」的滑稽感、衝撞感。這是天生的喜劇因子。他們的形象風貌都源自生活。此外，對我來說，適當的喜劇化也有助於最後凝重的落幕。不切實際的飛翔，註定將沉重墜落。只是誰也不能否認，在這個高貴感黯淡的時代，還有那一份超越塵世、追光而行的生命華彩。

電影《烈日灼心》改編自須一瓜長篇小說《太陽黑子》澎湃新聞：很多人會把你的小說創作和記者生涯聯繫到一起。你會不會感慨，新聞總是一個接着一個，講究實效，但小說或許可以獲得比新聞長久得多的生命力？寫新聞與寫小說，對你而言分別意味着什麼？

須一瓜：這麼些年來，很多記者、讀者不斷詢問我「小說和新聞的關係」，逼得我一直在多角度地思考這個問題。你今天提的問題，我在想，好的小說和好的新聞作品，都具有不死的生命力吧！很多獲普利策獎的新聞作品，一樣抵抗歲月流逝，始終保持震撼心靈的力量。

但我又想，二者或許作用於我們精神層面的不同點。新聞的力量在於揭示外部真相，讀者很清醒地知道他在閱讀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外面的事；而小說，往往令它的讀者沉湎於內部——不論他是否清晰地意識到，他實際都在進行着與己關聯的感受與追索，進行着更趨於由內部發力的迴旋與思考，乃至移情投射。小說與讀者總在不見光的精神世界相遇，我們就像尾隨一把解剖刀，不斷被由它們打開的人的內外部的未知疆界吸引，接受激發、接受淬鍊，接受我們顫慄的靈魂。這是我現在理解到的二者的一種區別。

澎湃新聞：在2020年的長篇小說《致新年快樂》之前，2019年的長篇小說《五月與阿德》也很特別，那是一個和警察、罪犯、法官、律師無關的故事，對生命的尊嚴有了更多的追問。你是不是也在開拓自己的小說創作方向？

須一瓜：《五月與阿德》寫的是身體的故事，那也是很享受創作樂趣的一篇小說。其實我不少小說都和警匪、法律人士無關，也許大部分小說都與此無關。不過，發現與開拓，本來也是小說家的基本追求。新的疆域，新的精神層面，甚至心裡某個轉角，如芒如刺的幽微存在，這些都會吸引寫作者探索下去。當你準備好了，靈感過來抽了你一馬鞭，你可能就滿懷激情與創意地疾馳在那條孤身小道上。我想，有時甚至不能說是自我開拓，更像是承應了老天布置的作業。

澎湃新聞：最後，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嗎？你的「夢裡人生」是什麼？

須一瓜：我想，是吧。本來以為年紀大了可能有所改變，但現在看起來，我依然那樣傻。還好有小說可寫，安頓了那些理想主義的固執與天真。

我的夢裡人生比較簡單。在人生畫卷沒有拆開繫繩，或者才剛剛打開不久的時候，和大多數人一樣，我對沒有打開的那個部分也有繽紛願景。不過，我的簡單在，我一直對寫作保持熱愛。我的手一直在寫字，在快樂滿足地寫字。小時候我就相信，文學寫作是一個有趣的人生。現在，人生的畫軸基本快展卷至末尾了，我看到自己錯錯落落虛構了不少我的世界，這也算是我夢裡人生的鏡像吧。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